《黃帝內經》「七損八益」不是房中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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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黃帝內經》中「七損八益」一詞,歷代醫家的解釋頗有分歧。近讀7月12日《中國中醫藥報》載文認為:「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竹簡《天下至道談》出土以後,這個問題才算迎刃而解。」「拿竹簡的這類論述去解釋《黃帝內經》所論七損八益,無不絲絲入扣,語語貼切,疑難冰釋,悉得其解。」「長沙馬王堆漢墓竹簡《天下至道談》的出土,不僅大大豐富了傳統房事養生與性保健的內容,而且也為《黃帝內經》註釋中長期爭論不休的七損八益等學術問題的徹底解決,劃上了一個非常圓滿的句號。」

馬王堆《天下至道談》中的「七損八益」與《黃帝內經》的「七損八益」與否一回事?用《天下至道談》的「七損八益」能否圓滿解釋《黃帝內經》中的七損八益?筆者持有不同看法,略述如下。「七損八益」一詞,見於《素問·陰陽應象大論》。「陰陽應象大論」的命名,是因為該篇主旨強調的是自然界的陰陽與人體陰陽之「象」的對應,所以人體的一切活動需要與自然界的陰陽氣化之「象」保持一致。

綜觀古代醫家對「七損八益」的註釋,雖眾說紛紜,但認為「七損八益」調和陰陽大法的基本精神還是一致的,分歧主要在對七和八的不同理解。之所以對七和八產生不同解釋,是因為把七和八看成了一般的數字,不知《內經》「七損八益」中的七和八是象數,主要表達的是「象」而不是數。

在易學的洛書模式中,七居西方配兌卦,兌象少女為陰;八在東北配艮卦,艮象少男為陽。「七損八益」在易學中就是「損益陰陽」。但損益陰陽為什麼是「七損八益」呢?有人認為這是古代男權思想的反映,我們認為《黃帝內經》在討論攝生時還是男女都很重視的,故不至於公開提倡損女益男,其實這裡隱含了五運六氣的概念。

五運六氣中的六氣反映了陰陽氣化的六種狀態,在中醫學中以三陰三陽分屬之。三陰三陽的概念始見於《素問·陰陽離合論》,經文云:「聖人南面而立,前曰廣明,后曰太沖;太沖之地,名曰少陰;少陰之上,名曰太陽;⋯⋯廣明之下,名曰太陰;太陰之前,名曰陽明;⋯⋯厥陰之表,名曰少陽。是故三陽之離合也,太陽為開,陽明為闔,少陽為樞;⋯⋯三陰之離合也,太陰為開,厥陰為闔,少陰為樞。」筆者據此繪出三陰三陽開闔樞圖,將此圖與洛書九數及太極圖相合,得三陰三陽太極時相配洛書九數圖。

從圖3中可以看到,8位於東北方,相應於初春「太陽為開」之處,天氣左升右降,8之後陽氣漸旺;7位於西方主秋之位,7之後「陽明為闔」,陽氣逐漸閉藏。四時之氣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素問·陰陽應象大論》雲「陽生陰長,陽殺陰藏」,上半年的氣化特點表現為「陽生陰長」,下半年的氣化特點表現為「陽殺陰藏」,故「八益」表達了陽生陰長,「七損」反映了陽殺陰藏。

《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的原文,上文為「帝曰:法陰陽奈何?」岐伯講了一番「陰陽更勝之變,病之形能」后,黃帝又問「調此二者奈何?」岐伯回答「能知七損八益,則二者可調。」顯然,岐伯所答的「七損八益」是調和陰陽之大法。下文「是以聖人為無為之事,樂恬憺之能,從欲快志於虛無之守,故壽命無窮,與天地終,此聖人之治身也」,是講「聖人」如何遵循「七損八益」之道的,亦未涉及到房中術。《黃帝內經》不是講房中的著作,「陰陽應象大論」是討論陰陽五行的大道理的,相比之下,房中術是小道。所以,如果將《內經》中的「七損八益」理解為《天下至道談》中之房中術,不僅不合《內經》旨意,也局限和貶低了「七損八益」的重要意義。

黃帝和岐伯討論的「七損八益」是天人相應,調和陰陽的大道理,房中養生時當然也需遵循此大法,故《天下至道談》等房中文獻中出現了房中術的「七損八益」。但這類文獻中「七損八益」的七與八,已是具體的數而不是象,而且不同的房中文獻中「七損八益」的方法也有所不同,故不可以《天下至道談》中討論房中術的「七損八益」來解釋和代替《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中的七損八益。

七損八益是中醫基礎理論的重要概念,關係到養生防病和辨證論治的許多方面。通曉損益陰陽之理的人,才能夠適應自然;機體與自然的陰陽協調,則苛疾不起。《素問·寶命全形論》云:「人以天地之氣生,四時之法成。」人與天地相參,與四時陰陽變化相應。既然四時陰陽的變化規律是「七損八益」,人們在養生、治病,調和陰陽時就必須知道七可損、八宜益的道理,並順從這一規律。這種順應天地四時陰陽關係而攝生防病治病的指導思想在《黃帝內經》和歷代醫著中隨處可見。

例如,《素問·四氣調神大論》說:「夫四時陰陽者,萬物之根本也,所以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故與萬物沉浮於生長之門。⋯⋯故陰陽四時者,萬物之終始也,死生之本也。」這裡「春夏養陽」就是「益八」,「秋冬養陰」則是順從「七損」的自然規律,通過「養陰」幫助陽氣收藏。因為冬天的陽氣以精的形式封藏於正北少陰之位,故有「少陰君火」和「腎間命門」之說。「命門」即上文中的「生長之門」。春夏陽氣表現在外為「浮」,秋冬陽氣收藏於內為「沉」。順從七損八益是原則,「春夏養陽,秋冬養陰」是方法,「與萬物沉浮於生長之門」是境界。

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李東垣在《脾胃論》中引述了《素問·六節藏象論》「凡十一藏取決於膽」的論點,認為「膽者,少陽春生之氣,春氣升則萬化安,故膽氣春生,則余藏從之。」故在其創製的著名方劑補中益氣湯中加入柴胡,用升發少陽春升之氣來帶動脾胃中氣。李氏這種重視春昇陽氣的觀點,也是「七損八益」思想的一種體現。

外感病的治則有「傷寒下不嫌遲,溫病學下不嫌早」之說。傷寒為何下不嫌遲?《素問·五運行大論》曰:「風寒在下,燥熱在上,濕氣在中,火遊行其間。」從上述「三陰三陽太極時相配洛書九數圖」可知,「風寒在下」宜乎先犯艮八太陽之位,此時陽氣宜益不宜損,若早用下法,勢必阻遏和損傷東升的陽氣,不利於人體抗病機能的發揮。至陽明病時多用下法,是因為陽明之位已在「七損」之後,用下法順從了西降之氣。溫病則不同,「燥熱在上」,溫邪上受,首先侵犯的是手太陰肺,而手太陰肺在正西,又與兌卦相配,恰屬「七損」之位,「下不嫌早」就順理成章了。明代醫家李時珍在《本草綱目·卷一》中列舉四時用藥原則:「春月宜加辛溫之葯,薄荷、荊芥之類,以順春升之氣;夏月宜加辛熱之葯,香薷、生薑之類,以順夏浮之氣;長夏宜加甘苦辛溫之葯,人蔘、白朮、蒼朮、黃檗之類,以順化成之氣;秋月宜加酸溫之葯,芍藥、烏梅之類,以順秋降之氣;冬月宜加苦寒之葯,黃芩、知母之類,以順冬沉之氣。所謂順時氣而養天和也。」這是「春夏養陽,秋冬養陰」的七損八益思想在組方遣藥方面的運用。

綜上所述,「七損八益」一詞是《黃帝內經》順從四時陰陽養生療疾思想的生動體現。同時,通過「七損八益」以及「陽殺陰藏」等問題的運氣學闡釋,也充分體現出五運六氣理論在中醫學思想體系形成過程中的重大指導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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