閆紅說｜「偷聽」都市人生

好多年前，我從北京坐火車回來，那時還沒通高鐵，軟卧就算很高級了，那天因為各種原因，我的就是軟卧票。

在車廂門口，我不小心撞到一個人。撞人不算什麼，道個歉也就是了，問題是，我把他手裡拿著的火車票，撞到鐵軌和站台之間的縫隙里了。

一個年輕的列車員看到了，他說，你們先到鋪位上，我來幫你們夠。

我的鋪位離車門不遠，我坐在鋪位上，聽著車門那裡的動靜。列車員應該是找了個鉤子之類的，能聽到金屬撞擊水泥的聲音，這聲音響了好半天，似乎並沒有什麼效果。

這時一個男子的聲音加了進來，劈頭蓋臉地罵那列車員，說他笨，什麼事兒都干不好。這位應該是個小組長或是列車長之類的角色，我覺得他很無理，你聰明能幹你來夠啊，有罵人這會兒功夫，那個票估計都取出來了。我正準備上前去看一下情況，卻聽那個列車員反擊了。

他不是就這件事反擊，而是曆數他的上司在過去的歲月里對他的各種羞辱，一樁樁一件件，如波濤洶湧，如大海翻騰。想來他對於上司的「欺壓」早已不滿，卻被我這麼不早一步也不晚一步地趕上了，就像我不早一步也不晚一步地把人家手裡的火車票撞到站台與鐵軌之間的縫隙里。

他的上司當然不是吃素的，並不分辯，而是大著嗓門回罵他，依然是罵他笨，說多少年都沒見過像他這麼笨的人，笨死算了。那意思就是，一個人蠢到這個地步，其他什麼都不用說了。

倆人吵得天翻地覆，同時混亂非常，完全是靠情緒層層推動，這個時候，作為「肇事者」，也不知道該說什麼好了。好在被我撞掉車票的那個人站了出來，他大人大量地說，你們倆別吵了，那個車票也不用夠了，我有辦法出站，也有辦法報銷。

可是，正吵在興頭上的兩位哪裡聽得進去他的活，最主要的是，他們倆的怒火，其實已經跟這張倒霉的車票無關。在「受害者」出面說和未果之後，他們又繼續吵了好半天，才以上司的漸漸閉嘴和列車員哀怨的不絕如縷漸漸結束，但是這事兒真的完了嗎？他們之後怎麼相處呢？這件事挺讓我懸心的。

到站后，我和那位「受害者」前後下火車，一輛奧迪A6開到站台上把他接走了，人家的從容是有資本的，當然，他是個好人，願他在他的領導那裡，不會受到類似的為難。

作為一個非常宅的人，我的大部分人生經驗，都是在對路人的觀察與腦補中獲得。有次我去蘇州，在某個商場門口跟一位掃垃圾的阿姨問路，她一開口，竟然是吾鄉口音。鄉情外加八卦精神，讓我不由打聽她是不是一個人在這裡，怎麼會到這裡來的。

她說，她出來好多年了，老伴和兒子媳婦都在老家，她不想回去，帶小孩更辛苦不說，還像吃他們一碗閑飯。她現在這個活兒，管吃管住，一個月還有三千塊工資，冬天凍不著，夏天熱不著。兒子媳婦有時候也有意見，給些錢他們就沒意見了，比回去強太多。

她的話引發我思考，在吾鄉，我多次看到有老太太任勞任怨，懷裡夾著一兩個娃還受兒媳婦的氣，她們只敢抹眼淚，沉默無語地縮到角落裡。與受氣相比，她們更害怕晚年沒有著落，雖然她們付出很多，但家務勞動在我們這兒向來是沒有人給計價的，女性是這樣，老太太尤其是這樣。

我們不說社會保障這些大題目，只說這些老太太若是多個選擇，即便在家待著，活得一定更有底氣，對於強勢的兒媳，也是一種制衡。但是，能像這個老太太這樣有勇氣走出家門的又有幾個呢？這也是很多女性的局限，她們自我束縛，害怕家庭之外的天地，失去了討價還價的資本。

當然，僅僅是有勇氣也是不夠的，自我覺醒也很重要。有次我娃和他同學在體育館打籃球，我和同學的媽媽在一旁觀看，過來一個老太太，也是打掃衛生的，跟同學的媽媽認識，她們在我身後聊了起來。

我聽見這老太太打兩份工，早晨五六點鐘就出門了，晚上九十點鐘才能回去。老太太轉身離開后，我感嘆她也太辛苦了，同學的媽媽說，怎麼說呢？她其實也有問題，她自己出來打工，任由兒子兒媳在家裡待著，他們買了兩套房子，生了倆娃，她自己把自己弄得這麼辛苦的。

她說得很對，更重要的是，我在這個老太太身上看到很多更年輕的女性的縮影，她們是職業女性，甚至做到很高級別，但還是覺得為家庭犧牲是一個女人的義務。許多年前，我曾見一個女官員，風度氣質能力俱佳，但有人遙指著她告訴我，1980年前後，她丈夫非要她生二胎，想要個兒子，她因此背了個處分，不然她能升得更快。她丈夫遠不如她優秀，現在還有個「小三」。

我說那她為什麼不離婚？「離婚？」言者呵呵地笑起來，並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走在大街上，我總是豎著耳朵，我喜歡聽不相干的人說話，多過場合上的熱情敷衍。有時候滔滔如江河般的長篇大論都是廢話，晤言一室之內也未必能表達多少誠意，而萍水相逢擦肩而過時，灌進耳朵里的幾句話，常常更有世態炎涼，人世真相。

作者：閆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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