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山伯與祝英台死後為什麼要變成蝴蝶而不是蜜蜂?

梁山伯與祝英台的故事,在中國早已家喻戶曉,朋友在青年時代都為這樣動人的故事而感動過吧!這一對生前未能結合成夫妻的戀人,為了解脫封建傳統思想的束縛在死後化為蝴蝶,以致江浙民間的吳語中至今仍稱田間常見的菜粉蝶為「梁山伯」。在小提琴協奏曲《梁祝》中,「化蝶」也是全曲的最高潮。不過,似乎無人解釋的問題是:他們最後為何是化為蝴蝶,而非諸如蜜蜂之類的其它昆蟲呢?

相思文化:化蝶之外的連理枝、比翼鳥

現代人在想到梁祝時,第一反應恐怕就是他們之間純潔忠貞、至死不渝的愛情,這固然可能是故事原本所欲傳達的重要側面,卻未必是全部。把他們視為一夫一妻框架下頑強追求自由戀愛的年輕人,這是20世紀梁祝故事在逐漸剔除舊文化后凈化的結果,尤其深受越劇現代化改革進程的影響。在清代和民國的戲劇演出時,這些早期版本的梁祝故事中充斥著因果報應、調笑乃至色情的成分,梁山伯的形象則狡猾好色又遲鈍。

他茫然不知祝英台之為女身被解釋為:玉皇大帝命人偷走了他的魂魄,直至1946年雪聲劇團新改編的《梁祝》上演,范瑞娟才將他重塑為一個滿身書卷氣的儒雅才子。

這其中的關鍵差異在於:我們現在理解的梁祝,聚焦於他們身上表現出來的那些與現代愛情觀契合的特質;

但傳統社會中的人們卻不會抱有這種愛情觀,因而傳誦故事或許更多是出於對其遭際的同情與悲憫,而更重要的是他們那種傳奇般的非正常死亡。

在東亞古代的巫術觀念中,情志不得伸的冤死,死者在靈魂不得安息的情況下,往往具有作祟的強大法力,這種心態的影響所及,造成像諸葛亮、關羽、岳飛這樣壯志未酬或屈死的人物廣受推崇,這或許也是梁山伯和祝英台死後成神的重要原因。

梁祝傳說的故事本身並不曲折複雜,但它之所以長盛不衰,應歸結為它順應了普遍存在的某種心理意識,因而足可代表一類故事原型。在中國傳統的「相思文化」和「殉情」故事中,類似的敘事結構反覆出現:兩名戀人因受外力的阻隔而無法結合,最後以死明志,並終於由此得以魂歸一處。這可能也是梁祝故事能流傳至今的緣故,因為這種文化心理是普遍存在的。

在中國,這種「相思文化」源遠流長,梁祝可能是其中最有名的之一,但卻並不是最早的。一般認為在文獻記載上最早可追溯到東晉干寶收錄在《搜神記》中的短篇《韓憑夫婦》。在這個以戰國時期為背景的故事中,韓憑夫婦倆在被拆散后,堅志自殺,死後未能合葬,而從墳頭各自生出大樹,「屈體相就,根交於下,枝錯於上。又有鴛鴦雌雄各一,恆棲樹上,晨夕不去,交頸悲鳴,音聲感人。宋人哀之,遂號其木曰『相思樹』。相思之名,起於此也。南人謂此禽即韓憑夫婦之精魂。」這是後世連理枝(相思樹)、比翼鳥傳說的源頭。

在梁祝故事誕生之前,相似的傳奇結尾已在許多詩歌、傳說中出現。最著名的可能是東漢長詩《孔雀東南飛》的結尾:「兩家求合葬,合葬華山傍。東西植松柏,左右種梧桐。枝枝相覆蓋,葉葉相交通。中有雙飛鳥,自名為鴛鴦,仰頭相向鳴,夜夜達五更。」這裡所提到的合葬之所「華山傍」,並非今陝西的華山,因為故事按說發生在東漢時長江下游的廬江府;它更可能與南朝樂府《華山畿》有關。

按《古今樂府》的記載,南朝劉宋時,有士子暗戀一位客舍女子,相思至死。入葬時,運載棺木的牛車經過華山旁女子家門,牛不肯前,女子遂出門而歌:「華山畿,君既為儂死,獨活為誰施?歡若見憐時,棺木為儂開。」棺木應聲而開,女遂入棺,兩人乃合葬。

在這些早期傳說中,相愛的兩人在死後通常是化樹(連理枝)或化鳥(比翼鳥、鴛鴦)兩種結局,至中唐時白居易寫《長恨歌》,還描述唐玄宗與楊貴妃在深宮誓言「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可見這是時人最為熟悉的戀情真摯的象徵。

「連理枝」起源於《韓憑夫婦》故事外,「比翼鳥」的形象則更源遠流長,在《山海經》中就已出現,只是當時並未作為感情美滿的象徵,《山海經·西山經》中甚至認為它的出現預示著災難:「見則天下大水」。直至西晉張華《博物志》中,才寫到「南方有比翼鳥,飛止飲啄,不相分離……死而復生,必在一處」。

或許是在魏晉這樣一個禮法鬆弛的亂世,它們的形象才被逐漸地世俗化了。受中國文化的影響,日本也將相愛、但生前無法結合、不得已殉情的男女的合葬墓稱為比翼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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