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有很多教條，普適性很高，例如：仁者愛人，智者知人;以德報德，以直報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導之以德，齊之以禮;天下為公，選賢與能；民貴君輕等等，放之四海而皆準。儒家有很多「不許」、「不可」的戒律，對於儒生和儒政來說，既是道德、政治之教條和信條，也是戒條，也具有至高無上的普適性和不可違反的嚴肅性。茲特舉儒家十大戒條如下：

戒不恕。孔子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論語·衛靈公》)

戒非禮。孔子說：「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論語·顏淵》)

戒無信。孔子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論語·為政》)

戒三不畏。孔子說：「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論語·季氏》)

戒暴虎馮河。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述而篇第十章)

戒過而不改。孔子說：「過而不改，是謂過矣。」(《論語·衛靈公》);又說：「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論語·學而》)

戒殺害無辜。孟子說：「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孟子·公孫丑上》)

戒其身不正。孔子說：「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子路篇第六章)

戒違道干譽。伯益說：「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尚書·大禹謨》)

戒不教而誅。「子張曰：何謂四惡?孔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論語·述而》)這是戒四惡。

下面分別對十誡加以疏解。

戒不恕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言出自《論語·衛靈公》，是孔子回答子貢的話。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仁者必恕，恕者，如心也，將心比心也，推己及人也。《荀子法行篇》說：「孔子曰：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親不能報，有子而求其孝，非恕也;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聽令，非恕也。士明於此三恕，則可以端身矣。」

孟子將恕道的重要性提得極高，說：「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孟子·盡心上》)如果還沒有證入萬物皆備於我、宇宙一體同仁的仁境，沿著恕道努力實踐，就是成仁的捷徑。

恕作為一種道德，不是最高的，卻是最美的。《春秋繁露·俞序》說「功及子孫，光輝百世，聖人之德，莫美於恕。」沒有恕的奠基和配合，不僅是「聖人之德」大打折扣，而是無法成就聖德，因為天下沒有不遵循恕道的聖人。

儒家重恕，以之為處理人際關係及政治問題的原則之一。《左傳》說：「恕而行之,德之則也，禮之經也。」將恕道視為是至關重要的道德原則和禮制精神。小到待人接物和家庭事務，大到國家大事，包括法度建設、道德教化和思想教育，都必須遵守恕道。

戒非禮

孔子「四勿」出自《論語·顏淵》：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顏淵篇第一章)

「四勿」是克己復禮的綱目、條目、具體要求和注意事項。按照這個要求去做，就可以實行克己復禮的目的。克己是獨善其身，復禮是兼善天下;克己是為了成己之性，成就自己的仁德，復禮是為了成人之性曲成萬物，仁及天下國家。克己是復禮的內在基礎，復禮是克己的外王實踐。克己復禮一體同仁，而克己是更加根本性的，是外王的基礎，仁道的根本。復禮有待於一定的外在條件，克己則無所倚，一切全靠自己。所以孔子接著強調「為仁由己」。

戒無信

孔子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論語·為政》)輗和軏，分別為古代大車和小車車轅前面橫木上揳嵌的起關聯固定作用的榫頭。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就不能運行。信德之重要性，也是如此。信為五常道之一。人無信不行，人不人;民無信不立，國不國，社會建立不起來，立起來也會崩潰掉。

信是儒家一切道德禮儀規範的精神基礎之一，同時信的個體建立、社會普及和全面促進，又有賴於禮法的不斷完善和教化的不斷深化。

戒三不畏

孔子說：「君子有三大敬畏：敬畏天命，敬畏大人，敬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道天命而不知敬畏，輕慢大人，侮蔑聖人之言。」

儒家的天，或謂自然之天、或謂象徵之天、或謂道體之天。道體流行，是謂天命，人之良知，作為本性，即天之所命，天命之性。《為政篇》說「五十而知天命」，《堯曰篇》說：「不知命無以為君子」。畏天命與知天命相輔相成，知天命必然畏天命，畏天命自然知天命。

畏天命即畏良知，聽從良知命令，遵循良知而行。聖人於良知信解行證，對良知的闡說最透徹，其言最為圓滿，對於華夷、義利、正邪、善惡、仁政惡政、君子小人之辨，儒家經典和聖人之言和提供的義理標準，最為準確高明。

大人是聖人有位者，是良知政治的實踐者。《易經》中合而言之，聖人與大人無異;分言則作易為聖，實踐易德為大人。《周易·文言傳》：「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這裡的大人與聖人道德同級。不同的是，大人有機會成就外王事業的輝煌，道統政統得以合一。

孟子說：「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趙岐註：「大人謂君」。孟子說，有天爵，有人爵，大人是天爵與人爵的統一。《乾鑿度》引孔子：「易有君人五號，大人者，聖明德備也。」《史記索隱》引易乾卦向秀注:「聖人在位，謂之大人」。

孔子將「三畏」視為君子美德，並將之作為劃分君子與小人的重要分界線。不知天命而不畏，狎大人，侮聖人之言，必然敗壞自性，行險僥倖，破壞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曾子說：「誇而無恥，強而無憚，好勇而忍人者，君子不與也。」(《大戴禮記》)無憚即無畏，肆無忌憚。

戒暴虎馮河

暴虎馮河語出《論語述而》：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暴虎馮河：暴，徒手搏虎，馮(píng)，徒步涉水。暴虎馮河，比喻有勇無謀、冒險行事的行為。

儒家注重勇德，必要時不惜殺身成仁捨生取義，但卻反對無謂的冒險和犧牲，反對暴虎馮河有勇無謀。這不是貪生怕死懦弱退縮，而是明哲保身。

儒家的明哲保身與現代含貶義的明哲保身不同。語出《詩經-大雅-烝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孔穎達釋：「既能明曉善惡，且又是非辨知，以此明哲擇安去危，而保全其身，不有禍敗。」這裡的「明」指「明曉善惡」，「哲」指「是非辨知」。意謂明達事理、洞察時勢的人，善於擇安避危保全其身。

應該死而不死，不死傷勇;可以死可以不死，死傷勇。明哲保身是智，殺身成仁是勇，一個仁者應該以勇節智，以智導勇，智勇雙全。這是儒家對待生命和生死的中庸之道。至於具體怎樣的情況「可以不死」、怎樣的情況應該殺身，因時因地因人因事而異，具體情況具體分析。

孔子對子路因人施教，其言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子路武功第一又特別勇敢，失之於急躁魯莽。孔子曾評之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意謂子路勇敢可嘉，可惜不知取捨，就象一塊沒經過裁剪的原木。

這段話體現了儒家之勇的特色。孔子多次將智勇二德特別提出來，與最高的仁德相提並論(三達德)，可見對勇德的重視。但是，勇，不能一味蠻幹，更不能好勇鬥狠。君子不立危牆之下，不是膽小而是避免不必要的犧牲。

「臨事而懼」不是怯懦而是處理事情的認真慎重。《詩經·小雅·小旻》：「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尚書·君牙》：「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於春冰。」「臨事而懼」與「勇者不懼」是相輔相成的關係。臨事、從政如此，面臨生死關頭也一樣。當生則生，君子重生，豈能輕死?當死則死，君子取義，豈能苟活?

暴虎馮河而死，未盡其道而死，非正命也。孟子說：「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孟子盡心上》)可以參看。

戒過而不改

孔子說：「有過錯而不改，那真是過錯了。」(《論語衛靈公》)天下誰人不犯錯?沒有到聖賢地位，喜怒哀樂發不中節，言論行為出軌逾矩，很正常。犯了錯誤不可怕，怕的是過而不改，文過飾非。《易經小畜初九》說：「復其道，何其咎?」返回正道即無疚。《左傳》說：「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韓詩外傳》說：「孔子曰：過而不改，是不過矣。」《集注》說：「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惟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及改矣。」

對於有文化、政治、社會地位和影響的「賢者」說，改過這一修養顯得特別重要。一般民眾即使過而不改，影響畢竟有限。「賢者」責任重大，若說錯了話，做錯了事，用錯了人，選錯了路，後果會很嚴重。因此「賢者」要特別慎重，要勇於反省勇於納諫，知錯必改。「春秋責備賢者」，同時又讚揚勇於改過的賢者。

戒殺害無辜

《孟子•公孫丑上》記載，公孫丑問：「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

公孫丑問，伯夷伊尹與孔子相同否，孟子答以不同。但他們也有相同的地方。他們如果擁有百里之地而為君，都能讓諸侯來朝，為天下之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所不為。這是他們也有相同的地方。班，齊等之貌。

荀子也有同樣說法。荀子說：「挈國以呼禮義而無以害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仁者不為也，然扶持心國，且若是其固也。」(《荀子·王霸》)

戒其身不正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論語子路》)

孔子說：「如果端正了自身，於從事政治何難之有?不能端正自身，怎能端正別人?」政者正也，政治，重在正氣、正義、正道、正常，領導者自正其身，所謂治人先治己，正人先正己。修身是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基礎工作和基本要求。如果執政者與從政者多是正人君子，君子之德風，民眾自然向風。

不能自正其身，是因為不誠。《韓詩外傳》說：

勇士一呼而三軍皆避，出之誠也。昔者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彎弓而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其石也，因復射之，矢躍無跡。熊渠子見其誠心，金石為之開，而況人乎?夫倡而不和，動而不憤，中心有不合者矣。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己也。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先王之所以拱揖指麾而四海賓服者，誠德之至也，色以形於外也。《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

楚熊渠子射石的故事，後來也發生在李廣身上。「不降席而匡天下」，即垂拱而治之意。「王猷允塞，徐方既來」句出自《詩經·大雅·常武》，句意是，王的謀略很實在，徐國特地來朝覲。允，信，誠，確實。塞，實，指謀略不落空。

精誠所至，金石為開;王道誠信，遠人自服;誠德之至，四海賓服。誠之用大矣哉，領導者正身之用大矣哉。《晏子春秋雜下篇》記載：

靈公好婦人而丈夫飾者。國人盡服之。公使吏禁之，曰：「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裂衣斷帶相望而不止。晏子見，公問曰：「寡人使吏禁女子而男子飾者，裂斷其衣帶，相望而不止者，何也?」晏子對曰：「君使服之於內而禁之於外，猶懸牛首於門而賣馬肉於內也。公何以不使內勿服，則外莫敢為也。」公曰：「善。」使內勿服，逾月而國人莫之服。

靈公喜歡宮女女扮男裝，全國都流行女扮男裝。靈公下令禁止，卻怎麼也禁不住。問晏子為什麼。晏子提醒他，宮內流行男人服飾，卻在宮外禁止它，就如在門口掛牛頭賣馬肉。這就是「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的道理。

《顏淵篇》：「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本篇下章又云：「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與本章同義。孔子必曾屢屢言及，而為門弟子所屢記，可見孔門對此義的重視度和執政者本身「身正」的重要性。

孟子說：「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孟子盡心下》)

孟子說：「自己不能行道，就不能讓妻子兒女實行;不依道德去使喚人，就連妻子兒女也使喚不了。」

戒違道干譽

《尚書大禹謨》提醒：「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意謂不要違背天道以求取百姓的讚譽，不要違背百姓以滿足一己的私慾，兩者都是政治大忌。從己之欲，損民利己，是特權主義的特徵;逢迎民眾，違道干譽，則是民粹主義的表現。前者之壞，人所易知;後者之惡，世所難察。

張載《正蒙天道篇》說：「天視聽以民，明威以民，故《詩》、《書》所謂帝天之命，主於民心而已焉。」王夫之註釋說：

「天無特立之體，即其神化以為體;民之視聽明威，皆天之神也。故民心之大同者，理在是，天即在是，而吉凶應之。若民私心之恩怨，則祁寒暑風雨之怨咨，徇耳目之利害以與天相忤，理所不在，君子勿恤。故流放竄殛，不避其怨而逢其欲。己私不可徇，民之私亦不可徇也。」

逢君之惡固然罪大，逢民之惡、徇民之私亦非正道。民眾與天相忤的私心恩怨，是不足以體恤的。對於犯罪分子，該流放就流放，該竄殛就竄殛，不可避其怨，不可逢其欲。對於民眾，要導之以德，齊之以禮。禮制包括禮樂刑政，故齊之以禮包括禁之以法。

對於民情民意的非理性，王夫之有著清醒的認識，在《尚書引義》中，王夫之提出來「奉天以觀民」的觀點。他說：

「夫物之視聽，亦未嘗非天之察也，而固非民之天也。非民之天，則視眩而聽熒，曹好而黨惡，忘大德，思小怨，一夫倡之，萬人和之，不崇朝而喧闐流沔，溢於四海，旦喜夕怒，莫能詰其所終。若此者，非奉天以觀民，孰與定其權衡，而可惟流風之披靡以詭隨哉?故曰天視聽自民視聽，而不可忽也;民視聽抑必自天視聽，而不可不慎也。」

民眾是很容易被耳目之視聽所眩而物化的，物化之民很容易產生非理性的瘋狂。在主權問題上應該尊重民意，不能「舍民而言天」;在行政方面則應該「奉天以觀民」，不能「舍天而言民」。「天視聽自民視聽」和「民視聽抑必自天視聽」，相反相成。

所謂「奉天以觀民」，就是以天道為標準「審民之視聽，以貞己之從違」，以天道為標準去判斷民意品質如何，正確與否，從而決定自己是順從之還是違反之。天道即中道，唯儒家才能「允執厥中」，故天道標準也就是儒家標準，由儒家聖經和聖人承載。

「民權畸重則民志不寧」，「民之私亦不可徇」，「奉天以觀民」。這三個政治觀點為儒家所特有，值得今人深長思，展開對五四哄然掀起、至今餘波盪漾的民粹主義思潮反思。民粹主義打著爭奪民權的名義，違道干譽，徇民之私，只有破壞性而缺乏建設性，無助於良制良法建設，恰好為極權主義作嫁。這個道理，民眾不明白不要緊，文化人和政治人必須明白。

戒不教而誅

「不教而誅」作為為政「四惡」之首，出自《論語堯曰》，全文如下：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本章孔子與弟子子張討論如何從政的問題。君子為政的第一要點，惠而不費。這是很高的道德境界，比「損己而利人」高明，是「不損己而利人」。《易經損卦上九》：「弗損，益之，無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無家。《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意謂用不著自我減損就使他人受益，沒有任何憂患，結果十分吉利，前去行事，可獲得關下萬民歸心。這是惠而不費的最好說明。

能夠達到惠而不費的政治境界，其餘「四美」就不在話下了。積極方面尊五美，「消極」方面是屏四惡。「不教而殺」又是四惡之首。儒家不否定刑罰的重要性，但反對濫刑酷殺和「不教而殺」。不教而殺謂之虐，「在位者」不立教化，未盡其責，民眾犯了法，縱依法處理，也是虐民。儒家對執政者的要求之高和嚴，於此可見。不戒視成謂之暴，不事先告誡卻突然要求成功，叫做暴政;慢令致期謂之賊，命令遲晚不加監督，卻限期完成，等於設陷害人。給與人民時，出手很吝嗇，這是政府之惡。

以上十大戒條，前六條戒不恕、戒非禮、戒無信、戒無智、戒三不畏、戒過而不改，側重於道德，可稱為道德戒條;后四條戒殺害無辜、戒其身不正、戒違道干譽、戒為政四惡，側重於政治，可稱為政治戒條。

儒家道德和政治戒條還有很多。例如：「子不語怪力亂神。」(《論語·述而》)是戒語怪力亂神;子曰：「鄉原，德之賊也。」(《論語·陽貨》)是戒鄉愿;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論語季氏》)這是君子三戒;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為知者;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論語陽貨》)這是君子之所惡，也是戒條。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中庸》)是戒為道遠人;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中庸》)這是戒素隱行怪和半途而廢;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中庸》)這是戒復古主義。《中庸》說：「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這是戒不能舉賢退不善。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孟子·離婁上》)這是戒自暴自棄;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孟子盡心上》)這是戒利益主義，諸如此類，茲不一一。

作者簡介：

余東海，本名余樟法，男，屬龍，一九六四年生，原籍浙江，現居廣西。自號東海老人，曾用筆名蕭瑤，網名「東海一梟」等，出版有學術著作：《儒家文化實踐史(先秦部分)》(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大良知學》(貴州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儒家大智慧》(上海三聯書店2014年版)，《論語點睛》(中國友誼出版社2016年版)，《春秋精神》(中國友誼出版社2016年版)，《四書要義》(中國友誼出版社2016年版)，《大人啟蒙讀本》(中國友誼出版社201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