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景帝時期七國叛亂：晁錯必須死，因為大漢需要生

晁錯是西漢文景時期的著名政論家，他才學出眾，勇於任事，深受文、景兩帝的器重和寵信。景帝前元三年，御史大夫晁錯為從根本上解決中央集權與諸侯割據的尖銳矛盾，消除王權對皇權的嚴重威脅，鞏固大漢王朝的封建統治，建立千秋功業，向漢景帝上書《削藩策》，建議削奪諸侯王的封地，收歸漢廷直接統治。景帝為實現大漢王朝的長治久安，採納了晁錯的「削藩」建議，於是，開始「削藩」。晁錯力主「削藩」，無疑是忠於漢室、維護漢王朝封建秩序的正確政治主張。景帝通過「削藩」，使絕大多數諸侯王國僅領有一郡之地，諸侯王國領郡由42郡減為26郡，而中央直轄的郡由15郡增加至44郡，實現了「強幹弱枝」的目的；朝廷「令諸侯王不得復治國」，收回王國的官吏任免權，取消「諸侯皆賦」，僅保留其「食租稅」，並且收奪鹽鐵等利源及其有關租稅，使諸侯王已經不再具有同中央對抗的物質條件。施行「削藩」之策，切實強化了國家統一和中央集權。然而，力主「削藩」的功臣晁錯，在「削藩」的鬥爭中，卻被冠以無臣之禮、大逆不道的罪名，腰斬於長安東市。晁錯之死的前因後果何在？

晁錯力主「削藩」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強化中央集權，鞏固漢室江山。漢初的諸侯勢力是歷史形成的，劉邦與各路諸侯是盟主與盟友的關係，是為了反楚結成的統一戰線。劉邦在統一戰爭中，分封了七個異姓諸侯王：楚王韓信、趙王張敖、韓王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燕王藏茶、長沙王吳芮。劉邦稱帝時，諸侯王佔據關東的廣大疆域，勢力很大，擁兵自重，對中央和國家統一造成嚴重威脅。可如果急於強化中央集權，削弱諸侯勢力，漢室江山就有可能分崩離析，動亂不已。劉邦只能忍而不發，等待時機。當漢王朝的封建統治秩序初步恢復后，劉邦為加強中央集權、鞏固漢室統治，便開始了剪除異姓王的鬥爭。這場政治鬥爭歷時八年，幾個主要異姓王先後走死逃亡。如楚王韓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韓王信、燕王藏茶被殺，后被封為燕王的盧綰逃往匈奴，只有國力最弱且地處邊遠的長沙國，存續至文帝時。在消除異姓王的過程中，劉邦「懲戒亡秦孤立之敗」，錯誤地認為分封劉氏子弟為王能同心同德屏藩漢室，便又陸續分封自己的子侄為王，共九個諸侯王。高祖與大臣盟誓：「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雖然，異姓諸侯王被剪滅了，但中央集權與同姓諸侯王的矛盾依然存在，且愈演愈烈。

蘇洵在《審敵》中說：「當是時，非劉氏而王者八國，高祖懼其且為變，故大封吳、楚、齊、趙同姓之國以制之。既而信、越、布、綰皆誅死，而吳、楚、齊、趙之強反無以制。當是時，諸侯王雖名為臣，而其實莫不有帝制之心，膠東、膠西、濟南又從而和之，於是擅爵人，赦死罪，戴黃屋，刺客公行，匕首交於京師。罪至章也，勢至逼也。」同姓諸侯王僭越，稱帝之心已顯跡，中央集權受到了嚴重挑戰。

漢文帝即位后，除保留舊有的諸侯王外，又立了一批新的諸侯王。由於文帝推行黃老政治，在促進經濟社會穩定發展的同時，也使諸侯王勢力得到了惡性發展，導致劉氏宗室內部在皇權與王權的分割問題上產生了尖銳矛盾。文帝三年（前177）濟北王劉興居起兵叛亂，首開王國武裝反抗漢廷之先例。文帝派兵鎮壓，叛軍頃刻瓦解，劉興居被俘后自殺。三年後，淮南王劉長又陰謀反叛，被朝廷發覺。文帝罷去淮南王的封號，將劉長發配蜀郡，劉長在途中絕食而死。對此，賈誼上《陳政事疏》，指出親疏不是主要問題，同姓王並不比異姓王可靠，諸侯國最後都要威脅中央集權政權；提出「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即分割諸侯王國的領土，縮小諸侯王的領地，以削弱他們的勢力，從而達到中央集權的目的。但仁厚的漢文帝出於多方面的考慮，對賈誼「眾建諸侯而少其力」的建議，並未積極果斷實施，只是在齊王劉則死，無子嗣位的情況下，才分最大的齊國為六國，又封劉長的三個兒子為王，將淮南國一分為三。由於文帝對同姓諸侯王基本上採取姑息政策，導致諸侯做大，形成「尾大不掉」之勢，從而埋下了「七國之亂」的禍根。

到漢景帝時期，諸侯的勢力惡性膨脹，像齊國有七十多座城，吳國有五十多座城，楚國有四十多座城。有些諸侯不受朝廷的約束，特別是吳王劉濞，更是驕橫。他開銅礦，鑄錢幣，煮海鹽，設官市，免賦稅，使吳國經濟迅速發展，與此同時，他的政治野心也開始滋長，長期稱疾不朝，吳國儼然是與漢朝平起平坐的獨立王國，並招誘天下流亡人口，圖謀叛亂。至此，相信朝廷之上很多人都會清楚諸侯王國照此發展的結果是什麼，但誰都不願意觸及這敏感而尖銳的話題，唯有御史大夫晁錯心憂漢廷，力主「削藩」：「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其反遲，禍大。」眾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晁錯之忠，日月可鑒。

景帝採納晁錯的「削藩」建議，於景帝前三年（前154年），以各種罪名先後削去楚王戊的東海郡，趙王遂的常山郡和膠西王的6個縣。景帝前三年正月，漢廷以鑄錢、製鹽等罪名，酌予削減會稽、豫章二郡的詔書送至吳國。吳王濞立即誅殺了由朝廷派來的二千石以下的官員。以「誅晁錯，清君側「為名，遍告各諸侯，同時又派人與匈奴、東越、閩越貴族勾結。消息傳來，膠西王劉卬、膠東王劉雄渠、淄川王劉賢、濟南王劉辟光、楚王劉戊、趙王劉遂等，也都紛紛起兵。以吳、楚為首的「七國之亂」，終於爆發了。

劉濞反叛后，即率20萬大軍西渡淮水，並與楚軍會合后，組成吳楚聯軍。隨即揮戈西向，殺漢軍數萬人，氣勢洶洶。梁王劉武派兵迎擊，結果梁軍大敗，只得固守都城睢陽。七國叛亂的文書到達朝廷，景帝立即派中尉周亞夫為太尉，率36位將軍討伐吳楚聯軍，派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欒布率兵解齊之圍，並命竇嬰為大將軍，駐滎陽督戰。

雖然有了應對之策，但能否最終平叛，景帝心裡沒底，狐疑不定。恰在此時，暴露了晁錯力主「削藩」並不是純粹的「公義」，還夾雜著自己的「私貨」，他欲藉機公報私仇。司馬遷說：「晁錯為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后擅權，多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仇，反以亡軀。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邪！」這裡講的「欲報私仇」指晁錯企圖利用鎮壓吳王劉濞叛亂之機，借景帝之手，殺掉自己的政敵袁盎。袁盎與晁錯有很深的隔閡，晁錯升任御史大夫后，曾派官員查核袁盎接受吳王財物賄賂的事，確定袁盎有罪，景帝下詔不再追究袁盎的責任，而把他降為平民。吳楚叛亂伊始，晁錯對屬下說：「袁盎接收了吳王的許多財物，專門為他遮掩，說他不會反叛。現在反叛已成事實，我打算請求處治袁盎。他必當知道叛亂的陰謀。」屬下說：「事情還沒有暴露出來，就懲治他，可能中斷叛亂陰謀。現在叛軍向西進發，懲辦袁盎有什麼好處呢！再說袁盎也不該有什麼陰謀。」其實，屬下知道晁錯與袁盎關係緊張，極度不睦，晁錯只是想要趁機報復袁盎而已，並非發奸擿伏，所以不贊同他的建議。晁錯猶豫不決。袁盎已是一介草民，可晁錯還是不肯放過他，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其心胸狹小猶如針孔。洪應明在《菜根譚》中指出：「不責人小過，不發人陰私，不念人舊惡，三者可以養德，亦可以遠害。」寬是五種嘉行之一，是仁之為德的基本內容，德不優者，不能懷遠，曾為帝師的晁錯怎麼可以忘記呢？在諸侯發難之時，晁錯理應心憂天下，勇於擔當，匡君救國，怎麼能抱著發國難財的心理，藉機整人，借刀殺人呢？人言晁錯學貫儒法，可他並未得其真義，徒有虛名罷了。袁盎既有其剛正的一面，又有其刁專的一面，雖然才華不及晁錯，但玩「術數」要勝於寫過《言太子宜知術數疏》的晁錯。

這也使我想起了袁盎曾為文帝處理淮南王劉長之死事件出的陰毒主意——當年，淮南王劉長謀反，被朝廷發覺，文帝盡斬所與謀者，獨免劉長死罪，但廢去王號，將劉長安置在密封的囚車中，遣送蜀郡嚴道縣的邛郵，令沿途所過各縣依次傳送。袁盎進諫說：「皇上一直驕寵淮南王，不為他配設嚴厲的太傅和相，所以才發展到這般田地。淮南王秉性剛烈，現在如此粗暴地摧殘折磨他，我擔心他突然遭受風露生病而死於途中，陛下將有殺害弟弟的惡名，可如何是好？」文帝說：「我的本意，只不過要讓劉長受點困苦罷了，現在就派人召他回來。」淮南王劉長果然憤恨絕食而死。囚車依次傳送到雍縣，雍縣的縣令打開了封閉的囚車，向朝廷報告了劉長的死訊。文帝哭得很傷心，對袁盎說：「我沒聽你的話，終於害死了淮南王！現在該怎麼辦？」袁盎說：「只有斬殺丞相、御史大夫以向天下謝罪才行。」文帝雖沒有斬殺丞相、御史大夫，但立即命令丞相、御史大夫逮捕拷問傳送淮南王的沿途各縣不開啟封門送食物的官員，把他們全都處死；用列侯的禮儀把淮南王安葬在雍縣，配置了三十戶百姓專管看護墳墓。

有人把晁錯的打算告知了袁盎，袁盎很害怕，連夜求見朝廷中與晁錯有矛盾的官拜為太子詹事之職的竇嬰，對他說明吳王叛亂的原因，希望能面見景帝，當面說明原委。竇嬰入宮奏報景帝，景帝召見袁盎，問袁盎有什麼退敵妙計，袁盎萌生故計，趁機對景帝說：「方今之計，獨有斬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刃血可俱罷。」袁盎比晁錯更精於算計人，此計之妙，妙不可言，堪稱厚黑學的經典案例。晁錯凌空高蹈，縱論天下，立言不朽，卻對死之將至渾然不覺。景帝為換取七國罷兵，表示「不愛一人以謝天下」，決意把晁錯當做替罪羊斬殺，以消除國家危機。然而，朝廷眾臣卻沒有人為晁錯求情，向景帝說明這只是袁盎一廂情願的臆想罷了，犯上作亂，抱的就是魚死網破之心，斬晁錯無濟於事，反倒會堵塞言路，造成大臣噤若寒蟬，不利於國家的治理。當然，這也不能完全責怪眾臣。晁錯為人峭直刻深，弄得朝堂之上，不是政敵，就是仇人，人家幸災樂禍甚至落井下石，也是沒有辦法的事請。於是，忠於漢室的晁錯被腰斬於東市，並被滅族。袁盎「含沙射人影，雖病人不知；巧言構人罪，至死人不疑」。晁錯穿著朝服，「紿載行市」，都不知道自己被腰斬的緣故。李贄說：「晁錯區區欲圖袁盎，自速反噬，無足怪也。」所謂「無足怪」，是說晁錯之死是自取的。景帝誅晁錯，使七國叛亂沒有了借口，但七國仍然不肯罷兵，徹底暴露了其推翻景帝政權的真實面目。於是，景帝決心不抱任何幻想，堅決以武力平息叛亂。由於景帝善用將帥，周亞夫有勇有謀，而劉濞剛愎自用，謀划不周，又無軍事指揮才能，漢軍僅用三個月就平定了叛亂，劉濞逃到東越，為東越王所殺。其餘六王皆畏罪自殺或被殺，七國被廢除。

其實，晁錯並非是智慧超群的高人，自從他一味建言「削藩」並為景帝採納后，他的兩隻腳，就一隻踏進了陰間，一隻留在了陽間。面對諸侯勢力不斷膨脹的情形，群臣皆會意識到「削藩」是不可或緩的要務，也會勾勒出如不「削藩」諸侯王國未來發展變化的軌跡，預料到西漢中央與諸侯王國火併的結局，然而，誰都不敢幹涉劉氏「家事」，因為弄不好自己就會成為劉氏宗室內部皇權與王權鬥爭的犧牲品。晁錯只意識到，朝廷如若順利「削藩」，首功則在己，自己即會因政績顯赫，備受景帝寵信，贏得總領百官的丞相之職，同時，也會力挫持不同政見者，消解自己耿耿於懷的宿怨。但不知晁錯是否意識到如若「削藩」失敗，他極有可能會被「削職」甚至「削命」，風險甚巨。這一點，就連晁錯的父親都看明白了。聽說晁錯上書《削藩策》，他從潁川老家趕到京師，對晁錯說：「皇帝剛剛即位，你輔佐君主執掌朝政，削弱諸侯王的封地，疏遠皇室的骨肉之親，人們的議論都怨恨你，你為什麼這樣做呢？」晁錯說：「只能這樣做。如果不這樣做，天子無法尊貴，國家不得安寧。」他的父親說：「這樣做，劉氏的天下安寧了晁氏卻危險了，我離開你去了！」於是，他的父親回到老家服毒自殺了，臨死前說：「我不忍心見到大禍臨頭！」果然，此後過了十多天，吳、楚等七國就以誅除晁錯為名舉兵叛亂。

欲建非常之功，必為非常之人。晁錯雖被稱之為景帝「智囊」，建言獻策，多有真知灼見，但從他因力主「削藩」而遭誅殺一事看，他還缺少足夠的政治智慧和鬥爭藝術。「削藩」的複雜性、艱巨性、風險性深不可測。才華橫溢的賈誼之所以仕途坎坷，最後鬱鬱而終，主要原因在於他提出「削藩」之策，不合時宜，受到了既得利益集團的排斥和傾軋。可見，力主「削藩」，不講時宜，不權衡利弊，同既得利益集團的鬥爭，不講策略，不苦心研究應對之策，個人失敗的幾率是很大的。晁錯只提出了「削藩」的主張，而沒有周密謀划應對「削藩」可能遇到的困難和極端情勢，如蘇洵所言：「錯知七國必反，而不為備反之計，山東變起，而關內騷動。」因此，景帝面對「削藩」造成的「七國之亂」缺少充分的思想和軍事準備，以至於吳楚起兵，浩蕩西向，景帝迫不得已「不愛一人以謝天下」，以圖消弭叛亂。

回過頭來，再說景帝誅晁錯是否盲目。晁錯對削藩之策沒有研精覃思，只會請瘟神，卻不會送瘟神。晁錯為景帝平息吳楚七國叛亂出的主意是：景帝統兵親征而他自己留守京師；徐縣、僮縣附近一帶，吳國沒有攻佔的地方，可以送給吳國，爭取他們退兵。對此，蘇軾評論道：「夫以七國之強而驟削之，其為變豈足怪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為天下當大難之沖，而制吳楚之命，乃為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己居守。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己為難首，擇其至安，而遺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惋而不平者也。」不僅如此，景帝對此亦深感失望和不滿。既然沒有比誅晁錯安諸侯更好的辦法，那景帝就只能「不愛一人以謝天下」了。我想，景帝誅晁錯用意頗深：其一，誅晁錯，以去掉吳楚聯軍「誅晁錯，清君側」的借口，使反王因師出無名而不得不罷兵，但這種可能性很小，因為反王更相信這是一種欺詐，秋後算賬是不可避免的。其二，誅晁錯后，如反王繼續揮戈京師，很明顯就是造反，要推翻景帝政權，由此天下人就不會再受矇騙，從而同情和支持景帝平息叛亂。經過高祖、呂后、文帝乃至景帝的治理，百姓生活不斷改善，社會日益安定，因此，反對諸侯造反，維護景帝政權，是民意所向。那麼，「失道寡助」，吳楚聯軍就會因陷入孤立被動的不利地位，而導致失敗。在人心向漢的情形之下，處於猶豫觀望的諸多諸侯王也會權衡利弊，不想與叛軍有瓜葛，甚至會為顯示忠心，主動攻擊叛軍。因為反叛朝廷成功甚難，即使成功，還會有爭奪皇權的殺戮，總之，「削藩」總比「削命」要好。這就更增加了景帝平叛的勝算。可見，誅殺晁錯，是景帝一經袁盎點撥，便高度認同的戰略之舉。

景帝在「削藩」招致部分諸侯王反叛的國家危機中，要緩解皇權與王權的矛盾，恢復被破壞的秩序，最簡捷最容易撇清關係的辦法，就是嫁禍於人，尋找替罪羊，把災難之源和罪錯之責歸咎到受害者身上，並將其殺死，使之成為敵對雙方和解的犧牲品。而晁錯力主「削藩」，是個狂熱的中央集權主義者，替罪羊的標記太明顯了，被揪出來斬殺，是很自然的事情。從當時的情形看，景帝無論是為了反王罷兵，還是為了剪除反王，晁錯都在劫難逃，死定了。套用羅伯斯庇爾極為煽情的暴力口號，叫做「晁錯必須死，因為祖國需要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