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荀彧兼論曹操與東漢大族的關係

東漢末年，群雄紛起，逐鹿中原，最終獲勝的卻是被稱為「贅閹遺丑」的曹操，這在世家大族操縱政局的歷史背景下，多少有些令人費解。這除了曹操自身非凡的才能外，一個重要的原因恐怕在於他招攬了一批大族名士，取得了他們的支持與合作，其中的代表人物便是荀彧。作為一流的謀臣策士，荀彧屢呈妙計，出奇制勝；作為大族名士的代表，他居中協調，疏通曹操與大族名士的關係，穩定政局。因此，考察荀彧的行跡，評論其得失，從某種意義上說，可以了解曹操由弱變強的發展過程，進而從一個側面揭示曹操與東漢大族的關係，糾正一些傳統看法的偏失。《孟子·萬章》有言：「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本文評論荀彧，以知人論世為宗旨，不做簡單之價值評判，抑或有所可取焉。

兗州之役：「深根固本以制天下」

荀彧（１６３－２１３）字文若，潁川潁陰人，其家世代冠族，祖父淑有高行，「當世名賢李固、李膺等皆師宗之」［１］。東漢之世，大族名士操縱社會輿論，家資、門第對士人的前途影響甚大。荀彧有這樣的家資作為憑藉，其未來仕途當然會一帆風順，《三國志》本傳上載，南陽何顒順便稱其為「王佐才也」。中平六年（１８９），彧舉孝廉，拜守宮令，再遷亢父令。但就在此時，洛陽政局發生了變化，先是袁紹誅滅宦官，不久董卓挺兵洛陽，以至引發了關東地區的武力反抗。其時冀州牧韓馥是潁川人，荀彧攜宗族往依之，但待其至河北，袁紹已奪取韓馥之位，紹為汝南人，也信重河南鄉里，「待彧以上賓之禮，彧弟諶及同郡辛評、郭圖，皆為紹所任」［２］。董卓西遷后，關東豪傑失去了共同的敵人，以至爭城奪地，「以還相吞滅」［３］。在這種紛擾混亂的局面中，廣大士人無不反覆思量，進行著關乎未來命運的選擇。在諸多軍閥中，袁紹聲名最著、實力最強，而曹操勢單力薄，還沒有形成自己穩固的基地。我們知道，曹操早年軍事勢力的發展一波三折，很不順利，究其原因，恐怕主要在於他出身閹宦家庭，缺乏社會基礎，故其內心頗覺自卑，［４］他在《讓縣自明本志令》中直言不諱地說「本志有限」，又「常自損」，反董卓之亂時，初次募兵僅得五千，第二次募兵揚州，險些喪生，僅得三四千人。董卓西遷后，操為奮武將軍、東郡太守，尚須仰仗袁紹的支持。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荀彧卻由袁紹幕下轉投曹操，這確是一個出人意料的選擇。

荀彧「明有意數」，他做出這一選擇一定是經過深思熟慮才會下定決心，而絕非一時衝動。仔細分析起來，有如下二點原因：一是苟彧「見漢室崩亂，每懷匡佑之義」［５］，但袁紹卻不以漢廷為意，多有僭逆之舉，曹操對袁紹等人在反董卓時擁眾十餘萬，「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深表不滿，屢「責囔之」，［６］並以五千之兵出擊滎陽，險些喪生，從而贏得了很高的聲譽。二是就個人才能而言，荀彧以曹操「有雄略」，而袁紹不善任人，「終不能定大業」。［７］正是這兩點因素，決定了荀彧的取捨。曹操得荀彧，欣喜之極，說：「吾之子房也」。此後，從初平二年（１９１）至建安十七年（２１３）的２０餘年間，荀彧一直是曹操的首席謀臣，在他的輔助下，曹操逐漸走上了統一北方的征程。

曹操在兗州鎮壓黃巾余部，起初頗得兗、豫豪傑鮑信、張邈、陳宮等人支持。但興平元年（１９０）曹操用兵徐州，攻打陶謙，張邈等倒戈，迎立呂布，「兗州諸誠皆應布」，「督將大吏多與邈、宮通謀」。［９］當時荀彧為兗州留事，他以智謀勸退豫州刺史郭貢，穩定鄄城，又命東阿人程昱曉諭東阿、范城守將，「卒全三城，以待太祖」。此役倉卒，全賴荀彧冷靜處置。如果兗州失守，曹操進退兩難，必將陷入腹背受敵的困境之中，即使不被消滅，也會淪為散兵游勇，難有作為。

此一事變，出於肘腋，說明曹操在兗州的統治很不牢固。張邈、陳宮本與曹操親善，《三國志·呂布傳》載邈與袁紹有隙，紹命操殺邈，故「邈畏太祖終為紹擊己也，心不自安」。其實，這只是表層原因，以兗州豪傑皆反，「督將大吏多與邈、宮通謀」的情況看，其中必有深層原因。據田餘慶先生考證，「真正的原因是曹操殺了曾做過九江太守的邊讓，得罪了世家大族」［１０］。史稱曹操殺邊讓，「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１１］。這裡明確揭示了曹操殺邊讓的危害及其在兗州統治的危機。

面對這種局勢，必須對症下藥，調整相關戰略和政策，以圖再舉。在這方面，荀彧深謀遠慮，在制定新的規劃中發揮了很大作用。興平二年，陶謙病死，曹操本想藉機攻徐，彧為之計曰：

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將軍本以兗州首事，平山東之難，百姓無不歸心悅服。……今雖殘破，猶易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不先定。［１２］

在這裡，他明確提出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的戰略方針，詳陳擊破呂布的戰術安排，堅定了曹操的信心，促使他放棄攻徐之策。毫無疑問，此前曹操對未來局勢並無明確認識，頭腦中存有流寇思想，尚未理解根據地建設的重要性。因此，荀彧「深根固本」之策的提出，標誌著曹操勢力走上了穩定發展的道路。此後，曹操在兗、豫一帶收編軍隊，招攬士人，協調與大族的關係，興辦屯田，遣使入關貢奉，從而聲名日著，成為一支重要的割據力量。

迎奉漢獻帝：「挾天子以令諸侯」

曹操雖轄有兗州，著力招攬士人，但「贅閹遺丑」的身份一直制約著其事業的發展。如何才能改變形象，與袁紹等人分庭抗禮呢？曹操一直為此而努力。從其發展歷程看，其處境發生根本性轉變，應該說是在建安元年（１９６）迎奉漢獻帝都許之後，而迎奉漢獻帝，荀彧發揮了重大作用。

眾所周知，東漢王朝在黃巾起義后，早已名存實亡。漢獻帝又為賊臣董卓所立，先被挾持到關中，受制於李嶒、郭汜之手，后又被白波賊楊奉等挾持到河東。在這種情況下，關東諸多軍閥都有條件迎奉漢獻帝。清代學者王先謙在《後漢書集解》卷７３校補上便說，當時袁紹、袁術、公孫瓚、劉表諸人「皆嘗雄視一時」，其力量足以「匡正帝室」，而「（曹）操之勢尚微」，不能與諸強爭先。但袁紹等以為漢運已盡，急於取而代之，袁術便是最早稱帝號者。這便給曹操提供了一個機會。早在初平、興平之際，毛玠便建議曹操「宜奉天子以令不臣」，同時修耕植，畜軍資，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１３］胡三省曾說：「（曹）操之所以芟群雄者，在迎天子都許、屯田積穀而已；二事乃玠發其謀也。」［１４］這是就謀略而言，但實際上當時曹操在兗州立足未穩，還無力付諸實施。此事正式提上議事日程是在興平末年。當時獻帝自河東還洛，曹操議迎天子，但幕中發生分歧，有人以「山東未平」為由，極力反對，曹操猶疑未決。在此關鍵時候，荀彧力排眾議，主張立刻迎奉獻帝。他指出：

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民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雄傑，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雖有逆節，必不為累，明矣。……若不時定，四方生心，后雖慮之，無及。［１５］

在這段對話中，荀彧力陳迎奉天子是「從民望」、「服雄傑」、「致英俊」的關鍵，是「大順」、「大略」、「大德」之舉，這在歷史上是有成功先例可循的。果然，曹操親赴洛陽迎奉獻帝都許，「挾天子以令諸候」，取得了極大的輿論優勢，為其勢力的發展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如所周知，東漢王朝雖名存實亡，但兩漢綿延數百年，倡行儒學教化，士人尤重名節，出處去就無不講求儒家道德規範。就東漢末年的情況而言，誰擁戴漢獻帝，誰便取得了「名份」，追隨他的士人也免去了失節之憂，從而獲取大量的名士人才。對此，王夫之便感嘆「三代以下之天下，名之維持也大矣」［１６］。當然，在王朝更迭之際，真正殉難守節者畢竟是少數，那些操縱權柄的軍閥更無忠義可言，關鍵是持有「名份」。胡三省便說：「名存而實亡，愈於名實之俱亡」［１７］。王夫之說得更明白，「夫無君之心」，曹操無異於袁紹，「操之勝也，名而已矣」。［１８］

漢獻帝既然只是一個工具，那就有一個利用的問題，利用得好，事半功倍；利用得不好，弄巧成拙。董卓、李嶒、郭汜等都挾持過漢獻帝，非但沒有獲取多少讚譽，反因凌辱天子而遭唾棄。袁紹恐怕也正是看到這一點才有所畏懼的。但從曹操的情況看，他對獻帝這張牌使用得很成功，而這一功效的取得，與荀彧居中協調關係甚大。獻帝都許后，荀彧任漢廷侍中、尚書令，「常居中持重，太祖雖征伐在外，軍國事皆與彧籌焉」［１９］。荀彧作為大族名士的「首望」、漢廷的宰輔和曹操的謀主，成為聯結士人與曹操的紐帶、溝通漢廷與曹幕的橋樑，有效地協調其間的關係，化解其間的矛盾。正因為如此，曹操迎奉漢獻帝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袁術之謀士張承、公孫度之謀士涼茂，呂布之謀士袁渙等都以為曹操「功高而德廣，可謂無二矣」［２０］。其他如關隴、河北、荊襄和江南諸地人士都有類似看法，以至各地士人紛紛投歸許都，［２１］出現了「是時許都新建，賢士的這使得曹操大夫四方來集」［２２］的情形。如王朗、華歆、陳群等中原勝流都是在此前後歸附曹操在人才的數量與質量上都大大超過了袁紹、劉表諸人，並且取得了正統名份，而其他割據者皆淪為偏霸與僭逆，只有坐以待斃了。

舉薦士人：協調曹操與大族名士的關係

曹操用人重才能，唯才是舉，明確提出了「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的用人方針，以破除漢末尚名背實，朋黨交結的弊失，取得了顯著的效果。這是不爭的事實。不過，以往人們對這一問題的認識有片面化的傾向，以為曹操推行「唯才是舉」是專用來排斥大族名士的，曹操與大族似乎水火不容。這是簡單化的不正確的看法。

東漢之世，世家大族一直處於左右政局的重要地位，享有各種特權。隨著東漢王朝的瓦解，各地區的大姓豪傑之士成為割據政權的社會基礎，割據者必須爭取他們的支持，起用其士人代表，否則其割據便難以成功。這樣，曹操也必須注意招攬大姓名士，以免重演殺一邊讓而舉郡皆反的悲劇。因此，他雖力行「唯才是舉」，但「只能從大姓、名士中選用他所需要的人才，也仍然需要大姓、名士推薦他所需要的人才」［２３］。依我之見，曹操與世族名士的關係總的說來是以合作為主，這不是故意曲為之解，只要我們將當時其他割據者與大姓名士的關係略作考釋，便會明白這一點。如袁紹雖為大姓子弟，但割據河北「征北海鄭玄而不禮」，又「逼玄隨軍」南征，還責命曹操殺楊彪、梁紹和孔融，［２４］至於誅殺田豐等人更是有目共睹。公孫瓚據幽州，「多所殘害」；「殺害州府，衣冠善士殆盡」；［２５］「纘統內外，衣冠子弟有材秀者，必抑使困在窮苦之地」［２６］。公孫度據有遼東，對郡中大姓「皆以法誅，所夷滅者百餘家，郡中震慄」，甚至掘冢焚屍，以泄其恨。［２７］陶謙任徐州刺史，「背道任情」，趙昱等「徐方名士」，或以「忠直見疏」，或以諫爭「拘執」，「刑政失和，良善多被其害」。［２８］孫策「平定吳會，誅其英豪」［２９］，所謂「英豪」，即指江南名士。據田餘慶先生考證，孫氏兄弟先後誅殺了許貢、盛憲、周昂、周昕、周顒、王晟、沈友、高岱等。［３０］如再追述孫堅攻殺王容、孫策害陸康的史實，可以說孫氏父子雙手沾滿了世族名士的鮮血。

與上述人物相比，曹操有過類似的舉動，如他先後殺害過邊讓、孔融、楊修等名士，但並沒有像公孫瓚、公孫度、陶謙等人那樣，始終以大族為敵，以斬盡殺絕為快，而是儘力招攬士人，爭取他們的合作。曹操這樣做，除了有漢獻帝都許這一有利因素外，尚有二點因素。其一是他本人雖有閹宦家庭的背景，但他進入過太學，受過良好的教育，與士大夫階層多有共識，並一再得到橋玄、何顒、許劭、李纘、王俊、袁紹等人的獎掖與好評。［３１］故唐長孺先生說：「（曹操）雖然出身宦官家庭，但早就擠入了名士行列」［３２］。這使得曹操能夠與名士交結與溝通。而另一個重要原因便是荀彧的「居中持重」。他每每在關鍵時刻勸阻曹操，以免發生過激之舉，如阻止曹操拘捕楊彪。更重要的是他從長遠計，大量引薦名士進入曹操幕府，逐漸改造曹操政權的性質。曹操收羅人才，荀彧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也就是說，如果沒有荀彧的特殊身份與舉薦之力，曹操絕不可能網羅那麼多的大姓名士。關於這一點，《三國志·荀彧傳》注引《彧別傳》載：

前後所舉者，命世大才，邦邑則荀攸、鍾繇、陳群，海內則司馬宣王，及引致當世知名郗慮、華歆、王朗、荀悅、杜襲、辛毗、趙儼之儔，終為卿相以十數人。取士不以一揆，戲志才、郭嘉等有負俗之譏，杜畿簡傲少文，皆以智策舉之，終各顯名。荀攸後為魏尚書令，亦推賢進士。太祖曰：「荀令之論人，久而益信，吾沒世不忘」。……或問（鍾）繇曰：「君雅重荀君，比之顏子，自以不及，可得聞乎？」曰：「夫明君師臣，其次友之。以太祖之聰明，每有大事，常先諮之荀君，是則古師友之義也。吾等受命而行，猶或不盡，相去顧不遠邪！」

上述人物多是漢魏之際大姓名士的代表，後來成為曹魏政權上層的骨幹，也成為魏晉士族門閥的重要組成部分。當然，荀彧舉薦的名士遠不止這些，可考者尚有仲長統、孫資、嚴象、韋康等，後來曹操平定河北與荊襄，荀彧也舉薦當地大姓名士。荀彧舉人，雖重門第閥閱，但更重才識與德行，故其所薦之人多名符其實，有吏治執事之能。舊史上多稱其慧眼識人，用心平允，《三國志》荀彧本傳注引《典略》云：

或折節下士，坐不累席。其在台閣，不以私慾撓意。或有群從一人，才行實薄，或謂彧：「以君當事，不可不以其為議郎邪？」彧笑曰：「官者所以表才也，若如來言，眾人其謂我何邪！」其持心平正皆類此。

荀彧所舉之才，雖來自北方各州郡，河南、河北、關東、關中皆有代表，但細究其籍貫，尤以潁川人士為多，如荀攸、鍾繇、杜襲、戲志才、郭嘉、荀悅、辛毗、趙儼等，這不排除其鄉里觀念的影響，但更主要的原因在於潁川是曹操掌握的勢力範圍，一直是東漢文化最發達的地區，人才輩出，特別盛產謀略與法治之才，當時人便盛稱「汝、潁多奇士」［３３］。所謂「奇士」，就是指具有出眾政治才能的名士。［３4］因此，荀彧所薦人才正與曹操用人唯才的標準相合，如戲志才、郭嘉、荀攸等都是當時一流的謀略家。從另一方面來說，曹操所用人才多來自大姓豪門，這樣的人才越多，其政權性質的變化便越大，從而逐漸向大族名士靠攏。同時，荀彧建議曹操重視儒學，倡行教化，即「外定武功，內興文學，使干戈戢睦，大道流行。」又說：「宜集天下大才通儒，考論六經，刊定傳記，存古今之學，除其煩重，以一聖真，並隆禮學，漸敦教化，則王道兩濟。」［３５］很顯然，荀彧希望復興儒學，從而抑止當時盛行的刑名之治。當時陳郡袁渙也提出了類似的政治主張，這都說明了儒家大族人物試圖改造曹操政權的意圖。當然，這是一個漫長而充滿艱難的過程。但荀彧輔佐曹操，「從容與太祖論治道」，使得曹操雖與士大夫階層間有衝突，但始終以合作為其主流而不至陷入破裂的窘境，從而形成了魏晉士族的一批核心力量，產生了深遠的歷史影響。《晉書·荀勖傳》載曹操之言曰：「荀文若之進善，不進不止；荀文休之退惡，不退不休。」對此，《三國志·荀彧傳》注引《彧別傳》曰：「彧德行周備，非正道不用心，名重天下，莫不以為儀錶，海內英俊咸宗焉。司馬宣王常稱書傳遠事，吾自耳目所從聞見，逮百數十年間，賢才未有及荀令君者也」。由此可見，漢晉間士人無不以荀彧為「儀錶」，連一代梟雄司馬懿也不忘其提攜之恩，崇敬有加。也正是這個司馬懿，最終代表儒學大族顛覆了曹魏政權，使歷史又回到了東漢時期大姓名士執掌政權的軌道，並逐漸形成了典型的門閥政治的局面。這樣看來，司馬懿對荀彧的崇敬一點也不奇怪。通過這兩位歷史人物的感情溝通，我們可以深刻地領悟漢晉間歷史的變化及其內在的合乎邏輯的聯繫。

官渡之役：「天下之定，彧之功也」

建安五年（２００）發生的官渡之戰，是曹操統一中原的決定性戰役。此前，袁紹割據河北，轄地最廣、士眾最盛、實力最強。但曹操終以弱勝強，其中原因固然很多，若單就荀彧個人的作用看，不能不說他謀划之功甚巨。

首先，荀彧洞悉局勢變化，比較袁、曹優劣，激勵曹操鬥志。袁紹兼并河北四州后，對曹操挾持天子深表不滿，「內懷不服」，「其辭悖慢」，曹操深感壓力，「出入動靜變於常」，並以紹書示彧，以「力不敵」為憂。袁、曹決戰勢所不免，兩強相爭，勇者勝。荀彧開導曹操說：「古之成敗者，誠有其才，雖弱必強，苟非其人，雖強必弱」，而雙方相較，曹操在用人、機謀、治軍、德行諸方面都勝過袁紹，以「四勝輔天子」，無往而不勝。［３６］當時，不僅曹操心懷憂慮，史稱「紹甲兵甚盛，議者咸懷惶懼」［３７］。孔融便直言袁紹南下有必得之勢。而荀彧鎮定自若，反覆申述曹操的優勢，消除了許都士眾的恐慌心理，堅定了抗袁的決心，並著手進行軍事上的準備。

其二，戰略規劃與戰術安排。與袁紹相比，曹操在軍事實力上畢竟處於下風，要想取得決戰的勝利，必須精心規劃，制定出可行的戰略與戰術。早在建安二年（１９７）荀彧便預見到了未來的袁、曹決戰。當時曹操北邊有勁敵袁紹，東面受制於據有徐州的呂布，南面有張綉、劉表，西面則有關中的馬超、韓遂，曹操多面受敵，這是兵家之大忌。為解除這一困境，荀彧要求曹操乘袁紹忙於兼并公孫瓚之機，東擊呂布、西定關中。《三國志》荀彧本傳載此策曰：

彧曰：「不先取呂布，河北亦未易圖。」太祖曰：「然。吾所惑者，又恐紹侵擾關中，亂羌、胡，南誘蜀漢，是我獨以兗、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為將奈何？」彧曰：「關中將帥以十數，莫能相一，唯韓遂、馬超最強。彼見山東方爭，必各擁眾自保。今若撫以恩德，遣使連和，相持雖不能久安，比公安定山東，足以不動。鍾繇可屬以西事，則公無憂矣。」

曹操依此計，建安三年破張綉、擒呂布，並以鍾繇督守關中，解除了四面受敵的困擾，從而全力經營北部邊防，準備與袁紹決戰。

其三，在戰爭中穩固後方，鼓勵曹操待機突擊。建安五年袁紹舉軍南下，雙方相持於官渡。由於曹操兵少力薄，人們以為操必敗無疑，故許都以南各郡縣紛紛響應袁紹，軍中不少將領也暗中與袁紹通消息。《三國志·趙儼傳》載：「時袁紹舉兵南侵，遣使招誘豫州諸郡，諸郡多受其命。」同書注引《魏略》說：「太祖北拒袁紹，時遠近無不私遺箋記，通意於紹。」此情此景，確可謂「四方瓦解，遠近顧望」［３８］。這種危局若不迅速穩定下來，曹操必然軍心動搖，自行潰敗。這一重任又落在了留守許都的荀彧肩上。他首先平息朝臣的反曹情緒，進而加強對譙郡、潁川等地的控制，平息叛亂，穩定前線的軍心。如陽安郡守李通為支援前線，「急錄戶調」，趙儼上疏荀彧，以為「百姓困窮，鄰城並叛」，操之過急，「必致寇害」，彧報曰：「輒白曹公，公文下郡，綿絹悉以還民」，致使「上下歡喜，郡內遂安」［３９］。由於荀彧採取了一系列的安撫措施，從而逐漸平息了地方叛亂風潮，使曹操得以堅守官渡前線。

官渡之役，袁、曹相持約有半年，袁紹兵多糧足，而曹操缺兵少糧，相持既久，曹操難以固守，想退師許昌。荀彧得其信，以為事關生死存亡，立即回信說：兩軍相峙，「先退者屈」，「公以十分居一之眾，畫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４０］。後來的事態證明了荀彧此策的正確性。不久，曹操得許攸的情報，以奇兵襲烏巢，一舉擊潰袁紹。曹操後來坦言：「向使臣退軍官渡，紹必鼓行而前，敵人懷利自百，臣眾怯淚以喪氣，有必敗之形，無一捷之勢。」［４１］官渡戰後，曹操又想退師，荀彧勸其堅持河南防線，以免袁紹死灰復燃，釀成後患。曹操從之，終於建安九年（２０４）攻克冀州全境。曹操後來說荀彧「建此三策，以亡為存，以禍為福，謀殊功異」。他又稱荀彧自入幕以來功勛卓著，「天下之定，彧之功也」［４２］。直到東晉初，王導還說：「昔魏武，達政之主也；荀文若，功臣之最也。」［４３］這說明荀彧的輔佐之功是世所公認的。

餘論：關於荀彧之死

作為東漢末大姓名士的領袖，荀彧全力輔佐曹操，可謂盡忠盡責。但隨著北方的漸歸統一，曹操開始圖謀甩掉漢獻帝這個包袱，經營自己的天下。這對荀彧來說是極其殘酷的，意味著他寄希望於曹操恢復東漢王朝之舊貌的願望徹底破滅。建安十七年，董昭勸曹操進爵國公，加九錫，這是一個危險的信號，表明曹操正在謀取東漢王權，故荀彧極力阻止曹操進爵，以為「不宜如此」，操「由是心不能平」。［４４］荀、曹從此失和。荀彧是一個很理性的人，在有關士大夫名節的問題上絕不會讓步。他不會像孔融、禰衡那人嘻笑怒罵，更不會像董昭那樣與世浮沉。漢獻帝的存在是他維護名節的最後的心理防線，他已無可退卻，這便決定了他堅決反對曹操進位而不妥協。從曹操方面來說，其進位已是水到渠成，他後來雖說自己甘做周文王，但必須為其子孫代漢做準備。這便決定雙方的衝突是不可調和的，以名節自持的荀彧與握有生殺權柄的曹操相抗，其結局必然以悲劇告終，就在這一年，荀彧在壽春仰藥自盡。此後曹操又殺了楊修、崔琰等名士，迫使大姓名士讓步。及至漢魏易代之際，王朗、華歆和陳群等名士只有隨聲附和，扮演勸進的二臣角色。

俗諺云：「蓋棺論定」。荀彧一生雖多有坎坷，但功績卓著，以死守漢臣名節，似應早有一公允評價。但千百年來，眾說紛紜，褒貶不一。《三國志》本傳裴松之注云：「世之論者，多譏彧協規魏氏，以傾漢祚；君臣易位，實彧之由。雖晚節立異，無救運移；功既違義，識亦疚焉。」據盧弼《三國志集解》卷１０，袁宏、杜牧、王應麟等均持有類似看法。這實際上把曹魏代漢視為僭逆，其罪孽盡在荀彧輔佐曹操，顯然有失偏頗。與此相反，范曄、司馬光等通達的史學家則對荀彧稱賞有加，肯定其歷史業績，與今天的歷史主義態度多有切合處。確實，荀彧一生高自標榜，言為士則，行為世范，一以貫之，「乃心王室」，這是他助曹平天下的原始動機，也是鑄就他人生悲劇的癥結所在。清代學者趙翼對此體悟頗深，可謂文若之知音，故將其評論照抄如下，以作本文之結：

……獻帝遭董卓之亂后，四海鼎沸，強藩悍鎮，四分五裂，彧計諸臣中，非操不能削群雄以臣漢室，則不得不歸心於操而為之儘力，為操即所以為漢業。其勸操迎天子之論，可知彧欲藉操臣漢之本懷，且是時操亦遽未有覬覦神器之心。及權勢已極，董昭等欲加以上公九錫，則非復人臣之事，彧亦明知操之已懷僭妄而終不肯附和，姑以名義折之，卒見忌操，而飲葯以殉，其為劉之心亦可共其白於天下矣！［４５］

細讀此論，靜心體味，荀文若之死非復無益矣！

［1］《後漢書》卷６２《荀淑傳》。

［2］［8］［9］［12］［15］［19］［36］［40］《三國志》卷１０《荀彧傳》。

［3］《三國志》卷２《魏文帝紀》注引《典論·自敘》。

［4］參見拙文《漢末風尚與少年曹操》，載《南都學壇》１９９０年第４期。

［5］［7］［37］［41］［44］《後漢書》卷７０《荀彧傳》。

［6］《三國志》卷１《魏武帝紀》。

［10］《曹袁之爭與世家大族》，輯入《秦漢魏晉史探微》，中華書局１９９３年版。

［11］《三國志》卷６《袁紹傳》注引《魏氏春秋》。

［13］《三國志》卷１２《毛玠傳》。

［14］［17］《資治通鑒》卷６０胡三省注。

［16］［18］《讀通鑒論》卷９。

［20］見《三國志》卷１１張范、涼茂、袁渙三人本傳。

［21］參見萬繩楠《解開千年之謎〈短歌行·對酒當歌〉》一文的有關考證。該文載於《紀念陳寅恪先生誕辰百年學術論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

［22］《後漢書》卷８０《文苑·禰衡傳》。

［23］［32］唐長孺《東漢末期的大姓名士》，輯入《魏晉南北朝史拾遺》，中華書局１９８３年版。

［24］見《三國志·袁紹傳》注引《九州春秋》、《後漢書·鄭玄傳》、《三國志·魏武帝紀》注引《魏書》。

［25］［26］［27］《三國志》卷８《公孫纘傳》、注引《英雄記》、《公孫度傳》。

［28］見《三國志》卷８《陶謙傳》、卷５２《張昭傳》。

［29］《三國志》卷５１《孫韶傳》注引《會稽典錄》。

［30］《孫吳的建國道路》，輯入前揭《秦漢魏晉史探微》。

［31］參見《三國志·魏武帝紀》、《後漢書·黨錮·何顒傳》。

［33］《三國志》卷１４《郭嘉傳》。

［34］參見胡寶國《漢晉間的汝潁名士》，載《歷史研究》１９９１年第５期。

［35］［42］《三國志》卷１０《荀彧傳》注引《彧別傳》。

［38］《三國志》卷２《魏文帝紀》注引《魏略》。

［39］《三國志》卷２３《趙儼傳》。

［43］《晉書》卷６５《王導傳》。

［45］《廿二史札記》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