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的思想，在韓非子那裡變了質！

在荀子的時代，人性問題已經有了以下幾種判斷。孟子講人性本來就是善的。告子則認為人性沒有善惡，善惡是後天環境的影響。人性像水一樣，從東邊挖個口就往東流，從西邊挖個口就往西流。往東流或者往西流，不是水來決定。還有一種觀點，有些人人性是善的，有些人人性是惡的。這第三種觀點非常邪惡，容易導致歧視和迫害。誰有資格說別人的人性惡？只有權力大的人。他們來畫圈，這個人性善，那個人性惡。畫完圈以後，就是歧視與迫害。

孔子對人性問題基本不談，但他可能預見到將來會有人提出這種邪惡的觀點，所以他在《論語》里講了一句話，他沒有講人性是善還是惡，他只是留下一個倫理的底線，那就是「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無論怎樣討論人性都要堅持一點，人性相同，或者是相近。這是孔子偉大的地方。這就叫良知，良知是一種價值判斷。你讀論語讀到最後你會發現，孔子在價值問題上基本上不犯錯誤。孔子太偉大了。

荀子之前，孟子說人性善，告子說人性沒有善惡，還有個邪惡的人，他說有人性善、有人性惡。荀子提出人性本惡，還專門寫了一篇《性惡》，與孟子針鋒相對。郭沫若曾經推測，荀子有意要反著孟子說。這種推測或許有些道理，荀子、孟子同在稷下學官，或許有過矛盾。無論怎樣，最後孟荀在某一點上倒是不謀而合。孟子講人性善，可是有些人把本性的善丟棄了，所以人要注重修養。荀子說人性惡，不改變自己就必定是惡的，所以同樣是要注重修養。

翻開《荀子》這本書，第一篇就是勸學。因為人性惡，所以一定要學。荀子講人性惡的時候，給人留了一條後路，那就是人具有可塑性。《勸學》篇一開頭就在講可塑性：「冰，水為之，而寒於水，青，出於藍，而青於藍，木直中繩，輮以為輪，雖有槁暴，不復挺者，輮使之然也。」教育存在的必要性、合理性，就在於人具有可塑性。教育就建立可塑性的基礎上，荀子本人是大慈悲。他講人性惡之後，提出化性起偽。化性，變化惡的本性。起偽，用人為的方法變善

孟子講人性善，他沒有能夠證明人性是善的，孟子所有的證明都是無效的證明。荀子講人性惡，他有沒有證明人性惡呢？也沒有。他們試圖證明自己的觀點，但都沒能證明。實際上，說人性善也好，說人性惡也好，不是在指認一宗事實，而是在選擇一種價值。

人性善是不是一種事實？不是。人性惡是不是事實？也不是。那什麼是事實？不知道。全世界到今天沒有人能證明人性是什麼。那麼孟子為何一定要說人性善？他是為了解決道德問題。所謂道德問題就是三個字，做好人。在做好人這個問題之前，還有一個問題，為什麼要做好人？做好人，是道德問題。為什麼要做好人，是前道德問題。為什麼稱為前道德問題呢？因為在道德問題之前，必須先解決這個問題。

我說，大家一定要做好人。你問，為什麼要做好人？做壞人多好，做壞人時時事事佔便宜。你會有個疑問，不回答這個疑問，就沒辦法做好人。所以解決道德問題，必須先解決前道德問題，為什麼要做好人。假如孟子只說大家都要做好人，那他只是空談道德問題，說到底還是要問，為什麼我要做好人？為此孟子說，你本性就是善的，做好人就是做你自己。因為人本來是善的，所以做好人就是做人，不做好人就是不做人。中國人罵人都要這樣罵，你不是人。孟子用人性善解決了中國人的前道德問題。做好人就是做人，不做好人就不是做人，難道你不是人嗎？重申一遍，孟子講人性善，不是一個事實的認定，而是一個價值的選擇。我們需要人性善作為道德的根基和保障。

因此孟子講人性善，真是一個偉大的思想。黑格爾曾經講過一句特別有名的話：「當人們說人性善的時候，人們是說出了一種偉大的思想。」但是再往下，黑格爾還有一句話：「當人們說人性惡的時候，人們是說出了一種更加偉大的思想。」為什麼黑格爾能講出這樣一句話，而中國古人就講不出這句話呢？

中國文化選擇了孟子的性善論，而沒有選擇荀子的性惡論，《三字經》開頭就是「人之初，性本善」。那麼，中國文化為什麼選擇了一種偉大的思想，而沒有選擇另一種更偉大的思想呢？為什麼黑格爾認為人性惡是更加偉大的思想呢？

簡單說來，主張人性善是要解決道德問題，主張人性惡是要解決制度問題。道德可以建立在對人性優點的激勵上，但是制度必須建立在對人性弱點的約束上。制度首先應該防惡，而後再引導人們向善。「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能僅僅當成信條，必須讓人們睜眼看到。我常說，不能用道德去補制度的缺陷，恰恰相反，要用制度去保護道德的溫良。制度的起點，就是對人性惡的清醒認知和充分考量。西方就是由此提出了對權力的制約，把權力關進籠子。荀子的門生韓非有篇文章《難勢》專門討論權力，是中國古代對權力問題討論得最深刻的文章。他說人性是惡的，但是性惡的人沒有獲得權力，危害很有限。假如性惡的人掌握了不受約束的權力，就會危害天下。韓非在文章里用了一個觸目驚心的詞：如虎添翼。如果老虎插上翅膀，就會飛到大街上，擇人而食。吃人都要挑著吃。

可惜！荀子思想經法家之手，在秦王朝那裡轉了一個大彎。本來以荀子性惡論為契機，完全可以像西方那樣約束權力，用制度把權力關進籠子。卻在韓非那裡變了質，改為約束普通百姓，用權力把人民關進了籠子。這是巨大的歷史悲劇，既是文化的悲劇，也是荀子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