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自述的是是非非

張學良將軍是中國現代史（甚至是世界現代史）上，一個少有的是非人物。他的是非的焦點，便是他一手主導的「西安事變」。沒個西安事變，當今中國，甚至整個今日世界的局勢，可能就不是現在這個樣子了。正因為這一局面的出現，他這個世界近代史上少有的是非人物，歷史家就很難下其定論了。是之者會說他是反侵略的抗日英雄，千古功臣。非之者又會說他是不知敵我情勢，搞政變誤國的亂臣賊子。至於半是半非，乃至三七開，二八開……今後千年的歷史學家，顯然對他也不會有個一致的定論。

最可笑的還是張將軍自己。他對他自己所發動的「西安事變」的是是非非的自我批評，也是是非不定的，雖然他在口頭上還是一硬到底，說什麼歷史如走回頭路的話，「西安事變」他還是要發動的。這是他親口向我說的，但是他也認真地說，他如是蔣，他會把他自己槍斃的。他自己的部下，如果幹出這樁犯上作亂的事件，他自己早就把他們槍斃了。因此，他被蔣關了半個世紀，不但無怨無尤，蔣在他心目中，始終還是個「親如骨肉」、抗日救國的統帥，他心目中大大的民族英雄。

是非永無定論

像張少帥這樣羅曼蒂克的歷史人物，尤其是當他還在關押期間，不能自由行動之時，像在下這樣的知識分子，從來也沒有夢想過和他去拉上關係，或是來替他寫本傳記。就連訪問他一下，筆者也從未作此夢想。可是天下事，有時就出乎意外。也算是機緣巧合吧，少帥在其垂暮之年——已經九十，我也已七十高齡——他竟然躬自下訪，和不才大為盤桓了一陣子。不但我被邀請作其座上客，他正式約我為他寫傳，他也曾到新澤西州，下訪寒舍，做我的貴賓……那也是我遷居到敝廬現址之後，最享名世界的賓客了。

張公何以和我有此一段緣分呢？外界誤傳甚多，雖不值一駁，但是此事經過的本身，倒不妨略敘一下，也算是史學界的一宗真實的小掌故吧。

請先從「瀋陽事變」說起：

在上一世紀，30年代之初，當他對日本侵略我東北，以其「不抵抗主義」來應付「九一八」事變（1931年）的高潮期，我正是一個才略懂國事的小學生。我記得那時我們到街上遊行，大呼「打倒張學良，打倒趙四小姐」的口號，每憶至此熱淚橫流。那也是我生平參加學生愛國運動的破題兒第一遭。真把張學良這個「軍閥」恨得牙痒痒的。其後「西安事變」爆發（1936年），我已是一個頗懂時事的中學生。這時我對張學良倒反而有些同情與崇拜之心。其後年紀漸長，尤其是在美國大學，對中西各族學生，教了三十多年的中國近代史，「張學良」這個歷史名詞，在我的課堂里，時正時反，或正或反的，也翻了好幾次身，而說不出個定論來……最初我只怪我自己，思想搞不通，下不了結論。經過數十年的反覆思考與觀察，我對這段中國近代史，才恍然有悟——這不是一兩個歷史學家的問題，這是歷史學上一個永遠解決不了的是非問題。這個是非問題，恐怕在今後一千年的中國史學界，也會爭辯不清的。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它勢將成為世界歷史上一個永無定論的問題。

張公有意下訪

在我個人來說，做個歷史的執筆人，在經過三四十年對此一問題的教與學，我自覺對張少帥的故事已有個粗淺的認識。在退休之後，正有心預備對這段中國歷史考慮如何下筆之時，真是無巧不成書，少帥這時也正在託人找我。首先他委託他的晚輩和助手王一方君來找我。一方不認識我，但是一方有個同學兼好友郭冠英，則是我在紐約認識的小老弟。一方乃改托郭君到紐約來找我。這是1989年秋冬之交的事。這居然又是一個巧合，因為此時我正在台北的「國立政治大學」。參加個學術會議，會後高雄佛光山長老星雲大師，也正約我和劉紹唐先生一同去訪問佛光山，並作點學術報告，有關在公元五世紀末期，一個中國和尚慧深，可能去過美洲傳道的小考證。

這時郭君已探得我在高雄，乃掛電話到佛光山，把張公翌晨的邀請轉報於我。我本想請他換個日期，但是郭君和劉紹唐都勸我不要改動，因為張少帥此時還沒有完全恢復自由，請一次客至為不易。我受邀請還要高度保密才好。但是我又怎樣向星雲和尚交代呢？紹唐說此事由他來解決。他乃向星雲說，我有急事非立刻飛回台北不可。

星雲是個最通情達理的大和尚，他不問情由，便招呼廟中的知客，明晨一定要送我二人飛回台北不可。此時飛機已客滿，但是佛光山招待所還是幫我二人擠出兩張票來。紹唐和我乃於1990年1月3日星期三清晨，匆忙地飛回台北。

初晤九十歲的少帥

緊急飛回台北之後，紹唐把我送到「來來飯店」便徑自回去了。劉去未幾，郭冠英也匆忙地趕來。我們乃按指定時間，乘電梯上到指定的樓層。當我們步出電梯時，便有一位身穿便衣，卻又不像是飯店僱員的中年人阻止了我，說：「本樓今天不開放。」我看一看手中的紙條，說：「我是應約而來的嘛。」

「誰約你的？」他問。

「一位張先生。」

「您貴姓？」他又問。

「姓唐。」我說。

「您是唐德剛教授？」

「是的。」我再回答。

這人忽然露出和善的笑容，並說：「張先生正在等您呢。」說著，他便領我二人到一單間的餐室，室外還另有兩位便衣人員在走動。他們彼此微笑一下，這人便打開餐室的門，申報說：「唐教授來了。」順手關了門，他便在餐室的門外了。

我舉目一看，這餐室相當大。餐桌之外還有沙發和其他設備，足夠十來個人用餐。沙發上正坐著一老一少在談話，那年長的戴著黑眼鏡和毛線小帽，那顯然就是張將軍。他站起來，脫下毛線帽，和我親切地握手，連說：「歡迎，歡迎。」站在他身邊的那青年，生得十分清秀，他自報說：「我是王一方。」郭君和他們原是熟人，就不用介紹了。

張學良要做李宗仁

初次見到張氏這樣的歷史人物，我倒有點矜持呢。誰知張公對我則像個數十年的老友，久別重逢一樣，不拘形跡地高談闊論起來。使我也為之全部放鬆。跟他有說有笑。

我們談了些題外之言后，張公便言歸正傳地告訴我說，他之所以特地約我來相會，是他曾看過我的兩部書，十分欣賞。一部是《李宗仁回憶錄》，他說那部書寫得好，好在何處呢？他說他未見過李宗仁，但是他和「蔣」太熟了。你筆下所寫，李宗仁所說的「蔣」，就是百分之百的「蔣」，因為「蔣」正是這樣的人。張公連連誇獎我「寫得好，寫得好」，並翹起他的大拇指。我向他解釋說，其實李傳只是個未完成的草稿，由於傳主的突然回國，就無法潤色了。這部回憶錄的複雜故事和執筆者的辛酸原是說不完的，我也未便向他細說了。

另一部書呢？——原來那只是一篇短文，討論他自己的，叫做《三位一體的張學良將軍》。他說寫他的文章，他看得多了。「是你寫得好。」

好在何處呢？張公說，別人所寫他和「老帥」（張作霖）的關係，只是父子而已，你說我們父子倆不只是父子而已，我們父子是不同的兩代人——父親是綠林出身的舊軍閥，而我則是新式軍校出身的青年將領……我們雖是骨肉父子，而作風和心理，都有極大的區別。「這一點，你講得好，也講對了。」他又翹起大拇指來，連聲稱讚。他說得我大為驚奇，我什麼時候寫過這篇文章呢？經他解釋，我才想起，那是我替一位學生傅女士的博士論文的漢譯本所寫的序言。這漢譯本原計劃在內地出版。因為那時兩岸的新聞界尚不太溝通，我這篇序文乃被台灣報紙斬頭去足。並另取個文題，成為一篇討論張學良的獨立的文章，在台灣發表的。我自己還不知此文的存在，卻被張公看到了。言歸正傳，張公說，他也想寫一部像「中英兩文」的《李宗仁回憶錄》那樣的書，並希望我能考慮執筆，云云……

《張學良口述歷史》，張學良口述 ，唐德剛整理，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延伸閱讀：「九一八」事變那晚，張學良在做什麼？

合作郵箱：1515168135@qq.com

關注書房記微信公眾號（shufangji2013）

看更多【書房記-往期內容】

隨時免費看更新，請點擊下方「訂閱」，訂閱↓↓↓書房記頭條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