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新儒家」不是真儒家

近年來，中國出現了一股被稱為「現代新儒家」的政治思潮。這股思潮的一般特徵是：掩蓋儒家學說的本質屬性，摘取儒家經典的某些話語，將其判定為「民主主義」、「自由主義」、「憲政主義」、「社會主義」等，進而宣揚「回到孔孟去」、「立孔教為國教」、「立儒學為國學」、「重建儒教中國」、「推行儒家憲政」之類的政治主張。一些學者將其視為「儒家」一個新的發展階段。然而，從其本質屬性看，「新儒家」不是真儒家。

孔丘曰：「名不正，則言不順。」概念屬於「名」的範疇，而概念是揭示思維對象的特有屬性的思維形式。在特有屬性中，本質屬性既具有區別性，又具有規定性，為一個事物內部所固有，並能決定這個事物成其為這個事物的性質。如果一個概念不能反映特有屬性，特別是不能反映本質屬性，就會「名不正」，進而「言不順」。然而，一些學者往往製造一些指稱對象極其混亂的概念，導致一些張冠李戴、指鹿為馬的學術現象出現。「現代新儒家」這個概念便是典型例證之一。

儒家學派，門戶繁多，流派叢雜，概括「儒家」的特徵並非易事。例如，司馬談用「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論說「儒者」的特有屬性，而實際情況是：「墨者」、「法家」、「陰陽」、「名家」及「道家」中的多數也講究這一套。又如，班固《漢書》用「留意於仁義之際」論說「儒家者流」，許多學者將「講仁義」視為儒家的特有屬性，而實際情況是孔丘之時還沒有「仁義」這個詞，主張「仁」、「仁義」的也並非僅限於儒家。又如，許多學者稱「儒家講王道，反霸道」，而實際情況是孔丘對「霸」也有正面的評價。荀況、陸賈、董仲舒、桓譚、李覯、司馬光、陳亮、陸九淵等名儒都認為「霸」、「霸道」具有正麵價值。又如，許多學者稱「儒家講性善」，而《三字經》的「人之初，性本善」只反映孟軻一派的觀點，包括孔丘在內的先秦、漢唐名儒大多不贊成性善論，諸如荀況講性惡、董仲舒講性三品、揚雄講性善惡混。就連推崇《孟子》的張載、朱熹也明確指出：孟軻的性善論有重大理論缺陷，無法解釋性惡的來源。儒者天道論的分歧更大。董仲舒將「天」視為「百神之大君」，朱熹將「天」視為「自然之理」，二者分屬兩大哲學類型。儒者大多講究「天人合一」乃至「天人感應」，而柳宗元、劉禹錫等主張「天道自然」、「天人相分」，二者也分屬兩大哲學類型。

概括「儒家」的一般特有屬性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情，而揭示「儒家」的本質屬性卻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歷代儒者的最大共同點是：論證君主制度、宗法制度、等級制度的一般規定性並維護「尊者專制」的觀念。重要證據之一便是：孟軻、荀況、董仲舒、揚雄、張載、朱熹運用各自的人性論，共同論證了實行君主制度及尊者專制的必然性、合理性和絕對性。「天人感應」與「天道自然」的重大哲學分歧並沒有影響董仲舒與朱熹「三綱」論的內在一致性。下面再列舉四個判定儒家本質屬性的重大事實依據。

孔丘是儒者宗師，而「孔子尊君」乃古人之定評。從《左傳》、《論語》、《史記》的記載看，孔丘讚美西周王制，闡發「文武之道」，論證「君臣之義」，抨擊「禮崩樂壞」，儆戒「亂臣賊子」，主張「貴賤不愆」、「事君盡禮」、「以道事君」，倡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視為理想政治境域的主要標誌，曾為強化魯國公室而「墮三都」，被敵國視為「為政必霸」的卓越人才。其弟子稱頌孔學為「百世之王，莫之能違」。司馬遷也讚揚孔丘作《春秋》以「明王道」。作為那個時代一位博學、睿智、求實、進取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教育家，行道以尊君是孔丘的政治抱負和治學宗旨，他無愧於「孔子尊君」之贊。戰國諸子多有非儒之論，卻沒有人否認「孔子尊君」。漢唐以來，「孔子尊君」乃是朝廷之定見、儒者之定論和世人之定評。就連非議儒家的無君論者也將尊君視為「聖人」的莫大罪過。

孟軻被尊為「亞聖」，而《孟子》是帝製法則的經典。《孟子》有一批制度性命題，諸如論證立君治民的「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論證君權天賦的「天與之」，論證君主獨一的「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論證天下王有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論證治權在君的「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論證君為政本的「一正君而國定」，論證忠君孝父的「無父無君，是禽獸也」等。孟軻以「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論說帝位的傳承，認為帝王權位的終極合法性取決於「天命」，無論禪讓、革命、世襲，凡是「非天與」的都屬於「篡」。這些命題所設定的政體形式和權力結構完全符合現代政治學的「君主專制」定義。《孟子》之所以成為帝制官方學說的主要載體之一，正是由於這個緣故。古人云：「孔子尊君，孟子尊道」，而孟軻之道「無害於尊君」。這個判斷是正確的。

儒者尊奉儒典，而「尊者專制」是四書五經的核心觀念。諸如《尚書》的「惟闢作福，惟闢作威，惟辟玉食」，《詩經》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周易》的「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論語》的「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中庸》的「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周禮》的「惟王建國，辨方正位」，《禮記》的「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等等。只要客觀、全面地考察各種儒典，便不難發現「尊者專制」貫通儒家的所有命題和範疇。就連《周易》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及「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也是典型的以「天人合一」論證尊者專制的命題，其基本思路是：天地之大尚有尊卑高下，「天地之道」、「陰陽之數」、「乾坤之體」註定萬物皆有「君臣之辨」、「尊卑之序」、「貴賤之位」。禮教及「三綱五常」就是闡釋四書五經、論證尊者專制的產物。

先秦儒家的核心要素，上承商、周，下啟漢、唐，始終是中國古代的統治思想。例如，只要仔細比較一下先秦儒學、漢唐經學、宋明理學的理論結構和命題組合，就會發現：《孟子》的各種理論要素，包括「民貴君輕」與「民無二王」，不僅完完整整地保存下來，而且佔據了官方學說和主流學術的地位。就連下令刪節《孟子》的明太祖朱元璋，也曾一度將「民貴君輕」書寫於宮廷殿堂，還曾下詔稱讚「孟子傳道，有功名教」，並免除孟軻後裔的賦稅。清朝的乾隆皇帝甚至自幼修習「民貴君輕」，多次撰寫體認「民貴君輕」的詩歌文章，他下令編輯的《欽定四書文》收錄了兩篇闡釋「民貴君輕」的明朝科舉範文，收入《欽定四庫全書》的闡發「民貴君輕」的著作更是不勝枚舉。這也說明，「民貴君輕」並不違逆「尊者專制」，二者恰好相輔相成。

顯而易見，「孔孟民主」是帝制及禮教覆滅之後冒出來的一種新說法。這一類說法的要害是變換儒家本質，扭曲儒家思想，打著「弘揚傳統」的旗號，販賣個人的政治主張，宣傳所謂的「儒家憲政」。一些人甚至聲稱《孟子》的「民貴君輕」為「最高民主精神」乃至「世界民主論之先驅」。於是原本眾口一詞的「孔孟尊君」，演化為「孔孟專制」與「孔孟民主」之爭。

必須指出的是：那些懷有特定意識形態目的的「新儒家」屬於刻意造假者。牟宗三公然提倡文化造假，渲染中華道統的「內在超越」路線。面對質疑，他竟然詭辯：「即令沒有，我們也應當使它有。這是我們作歷史的回顧時，作為黃帝的子孫所應當有的責任。」錢穆則極力證明帝制是「君主立憲」而「絕非君主專制」。一些主張在現代中國推行「儒家憲政」的人，明知古今「三統」非一脈相承，且「道不同」，卻基於「如果儒家想在現代社會贏得生存權利，就必須有效地吸納民主」的考慮，宣稱要以「引進民主憲政要素」的方式，「彌補古典儒家的不足」，將「儒家」和「民主」整合在一起，以「重建中華道統」。這無異於公開宣稱要用作偽的手法無中生有，用訛變的方式將儒家轉換成與其本質屬性截然相反的東西，這無疑是「木質的鐵」。歷史上不乏偽冒「儒家」的偽作偽造和假冒「儒學」的假託假造，而公然宣稱必須作假偷換的唯有現代冒出來的「新儒家」。如果孔丘在天有靈，肯定會責備這種做法曲解了儒家的綱領、靈魂、精髓，悖逆了儒學的「聖道」、「王制」、「名教」。

嚴謹的學術分析應當將公然造假、欺世盜名的「現代新儒家」正名為「現代偽儒家」。

（作者單位：南開大學歷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