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上下五千年——明朝時期（四）
明的中期
明中葉商品經濟的發展
農業的發展
明中葉以後，耕作技術有所進步。從明末徐光啟《農政全書》的記載看，當時在耕耘、選種、灌溉、施肥、園藝等各方面都已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花生種植越來越普遍。番薯、玉蜀黍已從南洋引種進來。棉花「遍佈於天下，地無南北皆宜之，人無貧富皆賴之」。松江二百萬畝耕地「大半植棉」，是當時主要的產棉區。福建、廣東廣種甘蔗。湖州地宜蠶桑，種桑養蠶者「在在有之」。煙草在明中葉從呂宋傳入后，很快就從閩、廣傳到長江流域，至明末已「漸傳至九邊」。其他如茶葉、馬蘭草、漆等經濟作物和油料作物，種植面積都有所擴大，產量有所提高。
手工業水平的提高
明中葉以後，手工業也有了很大的發展。廣東佛山、山西陽城、福建尤溪出現了規模較大的冶鐵、鑄鐵業。制瓷業中心景德鎮，在明中葉時民窯生產有很大的發展。民窯窯身比官窯大三四倍。如官窯青瓷，每座容燒量，以小器計，僅有三百件；而民間的青瓷窯，每座燒制小器可達千餘件。
絲紡織業中「花樓機」的構造比以往又改進了一步，能在綾絹上提織各色花紋。明末，蘇州市場上有綾、絹、紗、綢、羅、布六種織機作為商品販賣。所織成品，「巧變百出，花色日新」。棉紡織業中出現了腳踏紡車和裝腳的攪車。攪車改進后，產量大為提高。用句容式攪車和太倉式攪車生產，一人可抵原來四人。印刷業中已經使用銅鉛活版，這比宋代的膠泥活版又進了一步。
手工業的進步
手工業生產的進步，表現在工場內細密的分工上。在蘇州絲織業中，就有車工、紗工、緞工、織工等專門的工匠。在織綢時還有打線、染色、改機、挑花等明確分工。徽州的煉鐵工場中有煽風、看火、上礦料、取礦砂、煉鑄，場外有採礦、燒炭等工種，「各有其任」。精細的分工，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增加了產量。
商品經濟的活躍明中葉，儘管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還居統治地位，但是，由於生產水平的提高，小生產者有可能出賣更多的勞動產品。特別是田賦和力役折銀徵收后，勞動人民也必須出賣更多的農副產品以換取銀兩，從而促使商品經濟有了很大的發展。如松江府，小農以織布作為家庭副業，日成一匹，投入市場的棉布竟是「日以萬計」。浙江嘉善，窮苦小民日賣紗數兩以糊口，涓滴成泉，也匯成巨大數額。所以當時有「買不盡松江布，收不盡魏塘紗」的諺語。其他農業、手工業產品如糧食、生絲、蔗糖、煙草、綢緞、紙張、染料、油料、木材、銅器、鐵器、瓷器及各種手工藝品，也都大量湧進市場，還有一部分遠銷海外。
明中葉后，糧食和經濟作物生產、原料和手工業品生產的地域分工趨勢，已逐漸顯露出來。有些地區農民以種經濟作物為主，糧食為輔。如江南湖州農民大部種桑養蠶，山東、河南農民多種植棉花。另一些地區農民則以種糧為主，如湖廣種植經濟作物為主地區的糧食，就要依賴種糧地區。而手工業品產地所需的原料，又仰給於經濟作物種植區。如絲織業發達的蘇州、福州，所需要的蠶絲，要取給於湖州。松江地區的棉花不足本地織布業的需要，大部分要從山東、河南運來。這就促進了地區間的商品交換，形成了交換的市場。
商業資本
明中葉以後，商業資本十分活躍。全國各地有許多商人和商業資本集團。最著名的是徽商，其次是晉商、江右商。再其次是閩商、粵商、吳越商、關陝商。他們在各地設立會館，組織了各種商幫。其中多數是中小商人，也有擁資數萬、數十萬乃至百萬的富商大賈。商人的貿易活動已不單純為滿足王公勛戚、官僚地主奢侈生活的需要，而是更多地販賣手工業原料、糧食和勞動人民的生活用品了。
明中葉后，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促進了城市經濟的繁榮。南、北兩京是全國最大的都市。東南沿海的廣州、漳州、福州、寧波等地，既是對外貿易的港口，又是商業都會。長江沿岸的武昌、漢陽、荊州和運河兩岸的天津、臨清、淮安，既是交通要津，又是貿易中心。最繁榮的江南地區形成了五大手工業區域，即松江的棉紡織業，蘇杭的絲織業，蕪湖的漿染業，鉛山的造紙業和景德鎮的制瓷業。而蘇州、松江、杭州、嘉興、湖州五府，又是江南最繁榮的城市。在這五府地區還有若干絲棉紡織業新城鎮的興起。如蘇州的盛澤鎮，嘉興的濮院鎮、王江涇鎮、菱湖鎮，松江的楓涇鎮、洙涇鎮、朱家角鎮和杭州的唐棲鎮等。城鎮人口顯著增加，既有土著，也有外來的商人、小手工業者和流民。他們多半脫離了農業生產。如王江涇鎮，居民七千家,「多織綢，收絲縞之利」，耕田織布的很少。這些手工業市鎮的興起和城鎮居民脫離農業從事工商業，成為明代經濟發展的顯著特徵。
白銀的廣泛使用，也是當時商品經濟發展的一個顯著例證。明初還禁用白銀，由於商品經濟的發展，迫使明政府不得不在正統時「弛用銀之禁」。繼金花銀之後，成化時，官吏的俸薪也部分折銀了。明中葉后，「朝野率皆用銀」，市場上大小買賣都以銀計算。由於對外貿易的發展，白銀輸入劇增。據估計，嘉、隆兩朝，僅廣東市舶司每年收取的關稅和外商租地稅，就達二百萬銀元。萬曆以來，出自西班牙的墨西哥鷹洋銀幣，已在閩、廣通行。
生產關係變化
農民人身依附關係的鬆弛隨著商品生產的發展，農村的封建生產關係發生了某些變化。農業集約化程度的提高，增加了對勞力的需要。江南一些地主除使用佃戶、僮僕之外，還大量使用僱工。僱工分長工和短工兩種。長工一般是「計歲受值」。短工，一般是計日受值，也有計時受值的。1588年（萬曆十六年），明政府新定律例規定，長工中「立有文券，議有年限者，以僱工人論」，即僱主與僱工之間還有「主僕名分」。「止是短雇日月，受值不多者，依凡人論」，即短工人身與凡人一樣自由。
到明代中期，地主和佃戶的關係，呈現錯綜複雜的狀態。除某些地區存在著落後的奴隸制式的佃仆制外，大部分佃戶對地主的人身依附關係都有所鬆弛，一般說來，今年佃耕，「明年可以棄而不種」。不過，有些佃戶不具備必要的生產資料，要依賴地主補足才能進行生產。由於土地和大部分生產資料控制在地主手中，地主不僅有生產上的指揮權，而且還可以任意役使佃戶。主佃之間還存在嚴格的等級差別。另有一些佃戶，擁有除土地之外的一切生產和生活資料，如耕牛、農具、種子、肥料、飼料以及口糧、住宅等，不必依賴地主，可以獨立生產。地主為節省工本，也願意招佃這種佃戶，對他們「不敢甚虐者，懼莫為之耕也」。這是一種單純的納租關係。在這種關係的基礎上，江浙、江西、安徽，特別是福建，還出現了「永佃制」一些佃戶向地主交納「糞土銀若干，名曰『佃頭銀』」，從而獲得長期佃種的權利，使土地所有權與使用權分離。
當時，地租的主要形態是還實物，有分成租和定額租兩種。但個別地區出現了以銀折租。如江南婁縣棉農，可按原租米一石折交銀一兩。
班匠制度的改變
明代名隸官籍的民匠中，班匠約有二十三萬，約佔工匠總數百分之八十。但是，不論輪班匠還是住坐匠，因不堪官府奴役，紛紛用怠工，避班、隱冒和逃亡等方式進行反抗。隨著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明政府改變了對工匠的剝削方式。
1485年（成化二十一年），工部奏准，輪班匠不願當班者，聽其出銀代役。南匠每月出銀九錢，北匠六錢。1562年（嘉靖四十一年），明政府下令，班匠「不許私自赴部投當」，一律以銀代役，每名每年納銀四錢五分，稱「匠班銀」。
這樣，班匠對封建政府的人身隸屬關係大為削弱，有利於民營手工業的發展。
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
在商品經濟高度發展的基礎上，明中葉若干手工業部門中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其中又以江南絲、棉紡織業最為明顯。
江南蘇、杭一帶是紡織業中心。明政府為控制江南絲織業生產，在南京設立內織染局、神帛堂和供應機房，在蘇、杭等地設織染局。同時，江南各地又有大批從事絲織業的民間機戶。這些機戶，一方面被編為「機籍」，即匠籍，隸屬於官府的織染局，受織染局的役使和剝削；另一方面又和市場有密切聯繫，從而不斷發生兩極分化。如成化末，杭州仁和縣有一家名張毅庵的機戶，產品「備極精工」，人相爭購，逐漸富裕起來，從一張織機發展到二十餘張，「家業大饒」。晚明小說《醒世恆言》描寫吳江縣盛澤鎮絲綢機戶施復，從養幾筐蠶兒，妻絡夫織，不上十年，卻能「開起三四十張綢機」。這些開張二十餘張或三四十織機的機戶，統稱「大戶」，而那些沒有生產資料者則稱「小戶」，實際上也就是「機工」。
隆慶萬曆年間，蘇州「大戶張機為生，小戶趁織為活」。有的小戶被大戶固定雇傭，有的則沒有。每天早晨，在玄妙觀口聚集著沒有固定僱主的小戶上百人。「大戶一日之機不織則束手，小戶一日不就人織則腹枵，兩者相資為生久矣」。他們之間的關係是「機戶出資，機工出力」的勞動力買賣關係。萬曆時，南京貧苦的絲織業工人，還由於「錢賤物價貴」，聚眾「倡為齊行」罷工。這已經具有資本主義雇傭勞動者鬥爭的特點了。
紡織業的變革
棉紡織業中，兩極分化的結果也使一些小生產者喪失了生產資料。如溫州地區貧家因無原料，只好替人紡織，「其女工巧拙，視布之粗細為差」。她們已經變成在自己家中為原料供給者工作的雇傭工人了。在松江地區加工棉布的暑襪業中，資本主義生產關係表現得最為明顯。萬曆以來，松江西郊暑襪店百餘家，經售用潔白尤墩布縫製的尤墩暑襪，極其輕美，四方爭購，「合郡男婦，皆以做襪為生，從店中給籌取值」。這裡，暑襪店商人已直接支配生產，變成了包買主，商業資本轉化成產業資本；做襪為生者，向暑襪店「給籌取值」，成了暑襪店的雇傭工人。
當然，處於萌芽時期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和成熟時期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不能同日而語。它不僅是嫩弱，稀疏的，只發生在少數地區少數行業，而且帶著明顯的封建烙印。如蘇州的絲織業機戶，仍「名隸官籍」，經常受封建政府「坐派」和重稅的勒索，不能自由發展。雇傭工人也還沒有完全和土地分離，擺脫農業生產，更不能擺脫行會的控制。蘇州玄妙觀內「機房殿」就是絲織行會所在地。那些「無主之匠」每天佇立橋頭受雇時，得聽從行會的「行頭」分遣。
萬曆時工商業者反礦稅監的鬥爭
明代商品經濟的發展和資本主義的萌芽，不是一帆風順的，它受到封建專制制度多方面的阻撓和摧殘。其中明政府對手工業者和商人的種種壓制掠奪，最兇狠的無過於萬曆時的稅使、礦監對城鎮居民的搜刮及迫害。
明神宗萬曆時，由於內外用兵和營建宮殿，明政府「國用大匱」，財政瀕於絕境。1596年（萬曆二十四年），神宗派遣大批太監充當稅使、礦監，四齣課斂誅求。稅使專門在重要城鎮、關隘和水陸交通線上設卡徵稅。如長江線上，每隔幾十里就有稅使或其爪牙攔江截稅。一船揚帆三四百里，要交五六次稅。礦監更以開礦為名，任意拆民屋，掘良田，挖墳墓，甚至公開搶掠姦淫。稅使、礦監「縱橫繹騷，吸髓飲血」，結果「天下蕭然，生靈塗炭」，工商業發展受到嚴重摧殘。如河西務原有布店160餘家，倒閉130餘家。臨清原有綢緞店33家，倒閉21家；布店73家，倒閉45家；雜貨店也關閉了41家。稅使、礦監的暴行，終於激起了城鎮手工業工人和工商業者的暴動。
反壓迫的鬥爭
1596年，宦官陳奉到湖廣採礦徵稅。他「恣行威虐」，無惡不作。在湖廣二年間，他搜刮「金寶財物巨萬計」。湖廣人民恨之入骨，先後掀起民變十餘起。到1601年，數萬市民包圍他的公廨，並處死了他的六名爪牙。迫於群眾鬥爭的壓力下，明政府不得不撤回陳奉。
1599年（萬曆二十七年），山東臨清爆發了驅逐馬堂的民變。馬堂在山東七年，每年抽稅不下十五六萬兩，而上交明王朝的不過7.8萬兩，七年間共隱沒130餘萬兩。他在臨清收羅地痞無賴數百人作黨徒，白晝搶劫，使得「中人之家，破者大半」。臨清市民忍無可忍，「匡織手」王朝佐率眾萬餘人，圍攻馬堂，放火燒其公署，殺其爪牙三十餘人。事後，統治者在臨清鎮壓了民變領導人。
1601年，蘇州爆發反對稅監孫隆的鬥爭。孫隆及其爪牙在蘇州設立「五關」，濫收行商稅，又議定城內機戶每織機一張，收銀三錢，逼得機戶「杜門罷織」，機工「自分餓死」。織工葛賢率眾幾千人起義，他們先後毆殺孫隆的爪牙多人，搗毀了稅官行署。孫隆在地方官的保護下偷偷溜往杭州。第二年，蘇州織工再次起義，又提出了「稅監可殺」的口號。他們的鬥爭說明，作為無產階級前身的手工業工人，這時已經顯示了反封建的力量。
此外，江西景德鎮、北京西山煤礦以及雲南、西安、新會、廣昌、香河、福州等地城鎮手工業者和商人反對稅使礦監的鬥爭也此伏彼起，接連不斷，一直持續到明末。
外部關係
明朝的邊疆管理和民族關係
蒙古地區
明前期的蒙古三部
明朝前期，蒙古分成三部：
居住在西遼河、老哈河一帶的是兀良哈部；
住在鄂嫩河、克魯倫河和貝加爾湖以南的是韃靼部；
住在科布多河、額爾齊斯河流域及其以南的準噶爾盆地的是瓦剌部。
其中兀良哈部接受明朝的管理，而韃靼和瓦剌部則與明中央時戰時和。明成祖曾親自三次統軍親征過韃靼。到1434年（宣德九年），瓦剌首領脫歡征服韃靼，擁立故元皇族後裔、韃靼首領脫脫不花為可汗，自任太師。每年向明朝獻馬朝貢。
「土木之變」
1439年（正統四年），脫歡死，子也先嗣太師位，自稱淮王。他北服乞兒吉思，西征中亞細亞諸國；西南取哈密，控制西域要道，與沙州、罕東、赤斤蒙古三衛聯姻，設置「甘肅行省」，羈以官爵，破明朝西北屏蔽；東攻兀良哈三衛，席捲女真諸部，進逼朝鮮，數擾明遼東、薊州、宣府、大同各邊鎮，勢大盛。也先夢「求大元一統天下」，力圖向中原擴張。
蒙古族和中原地區的經濟聯繫有「通貢」與「馬市」兩種貿易形式。但是，瓦剌封建主卻把「通貢」作為攫取中原財富的手段。隨著瓦剌封建主勢力的增強，他們的慾望愈來愈大，貢使人數也越來越多。因此，通貢成了明朝的沉重負擔。1448年（正統十三年），也先以「通貢」賜賞減少等為借口，分兵四路內犯。1449年七月，也先自率一路攻打大同。時太監王振專權，他挾英宗倉猝親征。八月初，英宗帶50萬大軍剛到大同，王振各路軍接連失敗，就急忙決定退兵，回師至土木堡（河北懷來縣境內），被也先追上，明軍死傷過半，英宗被俘。史稱「土木之變」。
敗訊傳到北京，舉朝大震，百官張皇失措，有人甚至主張遷都南逃。抗戰首領于謙挺身而出，被皇太後任為兵部尚書，負責保衛北京。九月，英宗弟朱祁鈺繼位，是為景帝。當時，也先挾英宗作為攻城掠地的政治工具。于謙提出「社稷為重，君為輕」的口號，使也先的陰謀不能得逞。十月，也先逼京師，于謙率軍民抵抗，大敗瓦剌軍，擊斃萬餘，俘將領幾十人，奪回被掠的大批百姓和牲畜。
第二年春、夏，也先又對明朝接連進攻，但均遭失敗。這時，瓦剌內部脫脫不花汗等不滿也先的攻掠政策，主張與明廷議和，放回英宗。八月，英宗被釋返京，居皇城南宮，稱太上皇。1457年正月，在宦官曹吉祥等幫助下，英宗乘景帝病重，重新登極。史稱「南宮復辟」。英宗複位后，于謙慘遭殺害。
也先進攻明朝失敗后，勢力漸衰。1454年（景泰五年），瓦剌內訌。第二年，也先被殺，蒙古各部陷入分裂狀態，東部韃靼又乘機崛起。
明朝後期中央與蒙古的關係
成化、弘治期間，達延汗逐漸強盛，一度統一全蒙古。1543年（嘉靖二十二年）達延汗死後，蒙古又分裂成四十幾個獨立的領地。其中以土默特部領主俺答汗最為強大。1548年（嘉靖二十七年）春，俺答乘黃河結冰，進入河套。1550年，又大舉進攻明朝。一度攻下通州，直逼北京。
隆慶年間，明朝軍事較為強大，使俺答汗的擴張野心有所收斂，願與明廷修好。1571年（隆慶五年），明朝封他為順義王。1581年（萬曆九年），俺答死，統治權歸其妻三娘子。明朝封三娘子為忠順夫人。三娘子繼續執行與明廷友好的政策，加強了蒙古地方政權與明朝中央政府的友好關係。這時，蒙漢兩族人民的經濟文化聯繫也進一步加強。明政府在張家口、大同等地陸續開設馬市十三處，定期互市。俺答汗時還在漢人的幫助下，在今呼和浩特地方建築了庫庫和屯城，成為蒙古手工業和商業的中心。
為了防備蒙古地方統治者的襲擾，明政府在東起鴨綠江，西至嘉峪關的這一線上先後設置遼東、宣府、大同、榆林（延綏）、寧夏、甘肅、薊州、太原（在偏關）、固原九個要鎮，稱為「九邊」，派駐重兵。明朝政府又沿各鎮修繕長城，加強防衛能力。成化時，修築了東起清水營（陝西府谷西北）、西至花馬池（寧夏鹽池西）的偏西一段長城，長達1700多里；嘉靖以後，繼續在宣大、薊東一帶修築偏東一段長城，明代長城遺迹，至今還大量地保存著。
西藏地區
明代時，稱西藏為烏斯藏。藏族以畜牧業為主，當時仍然盛行農奴制度。元末以來，西藏十三個萬戶府之一的帕木竹巴萬戶賞竺監藏強盛，奪取了西藏最高統治權。賞竺監藏死後，其侄章陽沙加監藏繼位。
1372年（洪武五年），明太祖封章陽沙加監藏為灌頂國師。第二年，章陽沙加監藏遣使瑣南藏卜入貢。西藏與明中央政府政治上的從屬關係正式恢復。章陽沙加死後，數傳到吉剌思巴監藏時，被明成祖封為灌頂國師闡化王。成祖還冊封西藏其他地區政權的領袖為闡教王、輔教王、護教王和贊善王。這些王，按規定須定期向明中央政府朝貢，承襲要由明廷遣使冊封。明朝還在西藏建立指揮使司、宣慰司、元帥府、招討司、萬戶府、千戶所等軍政機構，任命上層僧侶和各寨寨官為長官，賜予印信。
明初，西藏喇嘛教的教派很多，有寧瑪派（紅教）、噶舉派（白教）、薩迦派（花教）等。1407年（永樂五年），明成祖封噶舉派領袖為「大寶法王」。後來又封薩迦派領袖為「大乘法王」。14世紀末，青海湟中藏族僧侶宗喀巴（羅桑扎巴）在西藏創立新教派──格魯派。格魯派規定僧侶要戴黃帽，俗稱黃教，勢力日益增大。明成祖時，遣使徵聘宗喀巴。宗喀巴命弟子釋迦也失赴京朝見。成祖封釋迦也失為「大國師」。宣德時，又進封為「大慈法王」。宗喀巴死後，按照宗教說法，由他的兩大弟子世世轉生，叫「呼畢勒罕」（藏語化身之意），傳其衣缽。他倆後來被追稱為一世達賴和一世班禪。萬曆時，蒙古俺答汗曾迎三世達賴鎖南嘉措長期住在西寧等地，促使黃教在蒙古地區盛行起來。1581年（萬曆九年），三世達賴上書給明內閣首輔張居正，請准認他在西藏取得的地位。明政府批准了他的請求。
隨著明政府對西藏管理的加強，西藏與內地的聯繫更加密切。西藏喇嘛和官商來京的人數不斷增加。明中央還與藏族進行茶馬互市，在西北、西南等地，設點交易。藏族用馬匹、犀角、氆氌等物換取內地的茶、鹽和布、絲等。永樂時，明政府還修通了從雅州到烏斯藏的驛道，設置了驛站，使西藏與內地之間的來往更加方便。
畏兀族地區
元朝滅亡后，天山南北畏兀族聚居的地區，仍然由察合台後裔統治著，他們分裂成許多封建割據政權，其中最大的是于闐和別失八里，其次是哈密、吐魯番。他們彼此紛爭，相互攻掠。
哈密地處東部戰略要地，是明朝通往西域的咽喉要道。1391年，明朝派都督僉事劉真等進兵哈密城。哈密從此歸順明朝。1404年（永樂二年），明朝封哈密統治者安克帖木兒為忠順王。後來，明成祖還派漢族官員去擔任忠順王的長史。此後，只有經明朝冊封的忠順王，才能為哈密各族所公認。
從洪武時始，明朝先後設立了哈密衛、蒙古赤斤衛、安定衛、曲先衛、阿端衛、罕東衛、罕東左衛和沙州衛，以畏兀、蒙古貴族或「大頭目」等擔任各衛指揮官。至宣德時，畏兀族等各部向明朝稱臣奉表者「多至七八十部」。
到16世紀，吐魯番攻取了瓜州、沙州等地，進而控制了河西走廊，形成了與明中央政府抗衡的封建割據勢力。
明代，畏兀族各部經濟發展不平衡。別失八里過著游牧生活，逐水草而居。于闐、哈密、吐魯番等地以農業為主，還有相當發達的手工業，分別出產胡錦、花蕊布、白氎布、鑌鐵、翡翠、玉器等。畏兀族人善於經商，常以朝貢方式，以馬、駝、玉石、土錦、獸皮等，換取內地的紗羅、緞、布、絹、瓷器、銅、錫等物。
直到15世紀前期，有些地區的畏兀族還盛行佛教。但是，到15世紀後期以後，畏兀族逐漸改信伊斯蘭教。
南方少數民族
明代，雲貴、兩廣和四川、湖廣地區聚居著苗、瑤、壯、彝等許多少數民族。各族間社會發展不平衡，有的已進入地主經濟占統治地位的封建社會，有的處於奴隸制向封建領主制過渡階段，有的還是奴隸制社會，有的甚至殘留著原始氏族公社的特徵。在發生了階級對立的少數民族地區中，奴隸主、農奴主和封建地主，壓迫剝削本民族人民，擁有大量奴隸、農奴、田地和其它財產。
明朝政府在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統治機構。
1382年（洪武十五年），明太祖在雲南設置了布政使司。1413年（永樂十一年），明成祖又在貴州設立布政使司。在布政使司之下，根據各少數民族地區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特點，採取了不同的統治措施。比較進步的地區，明政府裁撤了原來的土司，由中央派出流官擔任知府、知州、知縣，進行統治；在落後地區則保留了元朝的土司制度，任命當地少數民族的上層人物為土官進行統治。土司衙門包括宣慰司、宣撫司、招討司、安撫司、土知府、土知縣等，長官都是世襲的。另有些地區是「土流兼治」，或以流官為主，土官為輔；或以土官為主，流官為輔。
女真族
女真三部明朝初年，女真族按其社會發展的程度和活動地區的不同，分為三大部：
居住在黑龍江兩岸和烏蘇里江流域的稱「野人女真」或「東海女真」；
居住在開原以東和松花江中游一帶的稱「海西女真」；
居住在長白山北部、牡丹江和綏芬河流域的稱「建州女真」。
明朝繼承元政府對東北地區的統治，於1375年（洪武八年）設遼東都指揮使司，招諭女真各部。1403年（永樂元年）明朝在建州女真居住的地區設建州衛，任命部族首領阿哈出為長官，1412年，又置建州左衛，任猛哥帖木兒為指揮使。明前期，建州女真幾經遷徙，到正統年間定居於渾河、蘇子河上游（遼寧新賓縣境內）。1442年（正統七年），明政府又從建州左衛中分置建州右衛，授凡察為指揮使。至此，遂有「建州三衛」稱號。
1409年（永樂七年），明政府為加強對東北的統治，在元朝奴兒干征東元帥府的舊址，即黑龍江附近特林地方建立奴兒干都指揮使司。其管轄範圍，包括西起鄂嫩河，東至庫頁島，北抵外興安嶺，南瀕日本海的廣大地區。明政府還不時派員巡視。自1409年（永樂七年）到1432年（宣德七年），太監亦失哈曾以欽差大臣身份，十次巡視奴兒乾地區。他還在奴兒干都司治所特林修建一座永寧寺，先後立了《敕修永寧寺記》碑和《重建永寧寺記》碑。這充分說明奴兒干都司是明朝的地方政權。
女真的統一和后金建國
16世紀末，女真各部逐漸形成了幾個強大集團。「各部蜂起，皆稱王爭長，互相戰殺。甚且骨肉相殘，強凌弱，眾暴寡」。這種互相混戰的局面，給女真人民帶來了痛苦，他們希望有一個統一的安定的社會。
女真族民族的傑出領袖努爾哈赤（1559年～1626年），是明初建州左衛指揮使、酋長猛哥帖木兒的後裔，姓愛新覺羅氏。他從小受漢族文化影響很深。1583年（萬曆十一年），努爾哈赤以其父祖遺甲十三副起兵。這是他統一女真各部的開始。至1593年（萬曆二十一年），他統一了建州女真。由於努爾哈赤「忠於大明」和「保塞有功」，明政府先後封他為指揮使、都督僉事和龍虎將軍。1619年（萬曆四十七年），努爾哈赤又統一了海西女真。同時，他還先後兼并了東海女真的許多部落，征服了散居於烏蘇里江和松花江下游、混同江兩岸及外興安嶺等地各部族。
當女真各部基本上統一的時刻，1616年（萬曆四十四年），努爾哈赤於赫圖阿拉（遼寧省新賓縣西老城）即位稱汗，國號大金，建元天命，建立起了一個奴隸主階級的政權，史稱后金。
八旗制度
努爾哈赤在統一女真各部的過程中，創立了八旗制度。八旗制度是由女真氏族公社末期的狩獵組織演變來的。
每牛錄三百人，首領稱「牛錄額真」；五牛錄為一甲喇，設甲喇額真統轄。五甲喇為一固山，由固山額真統轄。每固山一旗，最初四旗為黃、白、紅、藍四色。以後另增加鑲黃、鑲白、鑲紅、鑲藍四旗，合計八旗。每旗7500人，八旗共計6萬餘人。
八旗制度是「以旗統人，即以旗統兵」的兵民一體、軍政合一的社會組織形式。八旗兵丁平時生產，戰時出征。八個固山額真即八旗旗主，都是由努爾哈赤的子、侄擔任，他們既是軍事統帥，又是各部的政治首領。努爾哈赤是八旗的家長和最高統帥。
皇太極稱帝
努爾哈赤在建立了后金政權和統一了女真各部之後，勢力強盛。奴隸主的擴張野心也隨之增大。於是，開始與明朝發生激烈的戰爭。1618年（萬曆四十六年），努爾哈赤宣稱與朝廷有「七大恨」，起兵攻佔撫順等地。明朝急派楊鎬為遼東經略，在全國加派「遼餉」，調各地官兵8.8萬多人，於1619年二月分四路進攻赫圖阿拉。薩爾滸一戰，努爾哈赤以少勝多，擊潰了明軍。從此，后金步步進攻，明朝在軍事上轉入了戰略防禦。1621年（天啟元年），努爾哈赤陷瀋陽，破遼陽，奪取遼東七十餘城。1625年（天啟五年，天命十年），又遷都瀋陽，改稱盛京。
1626年正月，努爾哈赤率兵圍攻山海關外重鎮寧遠（遼寧興城），受到明參將袁崇煥的頑強抵抗，努爾哈赤被炮火擊傷。同年八月，努爾哈赤病死。
努爾哈赤死後，兒子皇太極繼位。1629年（崇禎二年），他避開袁崇煥把守的寧遠，從喜峰口越長城，直逼北京城下。薊遼總督袁崇煥從山海關回兵馳援，敗后金軍於北京廣渠門外。這時，崇禎帝中了皇太極的反間計，誤殺了袁崇煥，使明朝失去一個抗金名將。此後，皇太極又多次揮兵入關。1638年，他又命多爾袞等越過長城，擾河北，下濟南，俘明德王朱由樞，攻下城池58座，擄獲人口46萬。1641年，明薊遼總督洪承疇兵敗松山，被俘投降。至此，除寧遠孤城外，明山海關外的要地盡失。
1636年（崇禎九年），皇太極在瀋陽稱帝，改元崇德，改國號為「大清」，改族名為「滿洲」。標誌著滿族繼承歷代封建統治的傳統，打算問鼎中原的決心。
皇太極還對其政權組織也進行了一系列改革。仿明朝建制，設置六部和內三院等機構。在軍事編製上，除原有滿洲八旗外又添置漢軍八旗和蒙古八旗，合為二十四旗。
17世紀20年代，滿族社會已從奴隸制向封建制轉化。到17世紀30年代後期，皇太極制服了蒙古各部，統一了東北各地，為以後滿族入關打下雄厚的基礎。
鄭和七下西洋
鄭和原姓馬，小字三保，回族人，祖居雲南昆陽州（雲南晉寧）。明太祖統一雲南后，鄭和被閹入宮，靖難之役中，從燕王起兵有功，朱棣賜他姓鄭，提拔為內官監太監。
為了發展對外關係，明成祖特地派遣鄭和下西洋，對亞非各國進行貿易和訪問。從1405年（永樂三年）到1433年（宣德八年）鄭和先後七次下西洋，成為聞名世界的一件盛事。他率領規模浩大的船隊，經過中國南海諸島，跨越亞、非兩洲，對占城（越南南部）,真臘（柬埔寨），暹羅（泰國），滿剌加（馬六甲），彭亨（馬來西亞），蘇門答臘、舊港、爪哇（在印度尼西亞），榜葛剌（孟加拉），古里（印度西南海岸卡利庫特），柯枝、瑣里、加異勒（印度半島），錫蘭山（斯里蘭卡），溜山（馬爾地夫），忽魯謨斯（波斯灣口），祖法兒、阿丹（阿拉伯半島），木骨都束、卜剌哇、竹步（索馬利亞），麻林（肯亞的馬林迪）等幾十個國家和地區進行了友好訪問。
鄭和第一次航行，有船隻62艘，水手、船師、衛兵、工匠、醫生、翻譯共2.7萬多人。最大的船長44丈，寬18丈，可以容納一千多人，是當時航行海上最大的船隻。船上有航海圖、羅盤針，具有當時世界上先進的航海設備和技術。
鄭和的船隊滿載中國瓷器、茶葉、鐵器、農具、絲綢、紵絲、金銀等各類商品，用以換回亞非各國特產，如象牙、香料、寶石等海外奇珍異寶，因此人們把這些船稱為「寶船」。
鄭和七下西洋
鄭和七次下西洋給亞非各國人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有些國家一直保存著紀念鄭和航海的文物與古迹。在印度尼西亞的爪哇有三寶壠、三寶洞、三寶公廟等；在泰國也有三寶寺；在非洲索馬利亞等國，還把當地發掘出土的明代瓷器作為同中國人民傳統友誼的象徵。
鄭和七次遠航，是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壯舉，是中國人民對航海事業的巨大貢獻。他是世界航海家中的先導者。他到達非洲赤道以南東海岸的地方，比義大利人哥倫布和葡萄牙人達·伽馬發現新航路要早半個世紀以上。
鄭和遠航亞非各國，在政治、經濟和科學文化方面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鄭和下西洋后，亞洲許多國家都先後派遣使節與明朝貿易。1423年（永樂二十一年），古里等十六國使臣和商人到南京，一次就達1200多人，浡泥（印度尼西亞加里曼丹）和滿剌加兩國的國王與王后也都來到南京，明成祖還設筵招待。當時蘇祿使團由東、西、峒三王率領340餘人來華訪問，受到隆重的國賓待遇。東非的麻林王哇來頓本親自率眾訪問中國，不幸到福州就病死了。木骨都束和卜剌哇也曾多次派遣使節來中國進行友好訪問。
為了和各國進行貿易聯繫，永樂時恢復了洪武年間廢除的廣州、泉州、寧波三個市舶司，管理對外貿易事務。明初對外貿易的頻繁，對於加強中國和亞州各國的友好往來和經濟文化交流，起了積極的作用。
華僑對南洋經濟開發的貢獻
明代江浙閩廣等省，土地兼并激烈，賦稅繁重，失去土地的農民無法生活，經常流離失所。一部分人不得不離鄉背井，遠涉重洋，流移到國外謀生。出海的人，除農民外，還有商人、手工業者。他們到南洋去的最多。
居住在南洋一帶的中國勞動人民，帶去先進的農業和手工業技術，從事各項勞動，對當地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他們有的從事礦產的開發，使荒山變成富源；有的種植甘蔗，大量製糖；有的經營椒園，試用各種方法增加胡椒產量；有的墾荒種田，使不少荒地變成沃土良田，生長稻穀。由於華僑的辛勤勞動，使一些不毛之地變成繁榮的區域。勤勞刻苦的華僑和當地人民一起，對南洋地區的開發，起了重大的作用。
在南洋各地的華僑有的還從事商業。他們從祖國運去各種貨物，滿足當地人民的需要，其中有瓷器、鐵器、銅器和紵絲、綾羅等絲織品。又從南洋運回胡椒、穀米、藥材和棉花等。據統計，萬曆時進口的貨物，品種達一百多種。這既促進了中國與南洋的貿易，也促進了南洋地區商品經濟的繁榮。
華僑也和當地人民一起共同反對殖民者的侵略。1574年（萬曆二年），廣東人林鳳率領戰艦62艘，水陸軍幾千人進攻馬尼拉，與呂宋人民一起進行了反西班牙殖民者侵略的鬥爭。
抗倭鬥爭
明初，中日兩國的經濟聯繫有了發展，除了兩國政府之間的交易外，還有佔主流的雙方民間貿易。那時，也有許多中國人僑居日本。在明代，中日兩國之間的文化交流也比以往更加密切。例如，為了適應日本雕板印刷的需要，有一批善於雕版的中國工匠東渡日本，他們對中日兩國之間印刷技術的交流和書籍的傳播起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中日兩國人民之間的友好往來，在倭寇勾結中國沿海海盜集團騷擾東南沿海時期，遭到了破壞。元末明初，日本正處在南北朝分裂時期，封建諸侯為了掠奪財富，組織一些封建主、沒落武士、浪人和走私商人，經常在中國沿海進行武裝掠奪和騷擾，歷史上稱為倭寇。
明初，由於國家強盛，重視海防設置，因此倭寇未能釀成大患。正統以後，隨著政治的腐敗，海防鬆弛，倭寇的氣焰便日益囂張了。如1439年（正統四年），倭寇侵擾浙江台州的桃渚村，屠戮人民，燒毀房屋，「積骸如陵，流血成川」。
至嘉靖時期，隨著東南沿海一帶商品經濟的發展，官僚豪富地主下海經商的人日益增多。他們之中，有一些人如王直、徐海等，與倭寇勾結，組成海上武裝劫奪集團。他們在浙江、福建、廣東等沿海地區猖狂燒殺搶掠。1548年（嘉靖二十七年），明朝派朱紈巡撫浙江，兼提督福建軍務。朱紈到任后，擊殺了通倭的李光頭等人。朱紈的海禁觸犯了通倭的官僚、豪富地主的利益。他們指使在朝的官僚「劾紈擅殺」。結果，朱紈被迫自殺。自此以後，倭寇更加猖獗起來。
戚繼光抗倭
1555年（嘉靖三十四年）五月，由漢、壯、苗、瑤等族人民組成的抗倭軍隊，在明朝愛國將領張經領導下，於王江涇（嘉興北）大破倭寇，斬敵二千。這是嘉靖年間抗倭鬥爭中的一次巨大勝利。
在抗倭鬥爭中，民族英雄戚繼光（1528年～1587年）功勛卓著。他是山東牟平人，曾用「封侯非我意，但願海波平」的豪言壯語來表達自己決心消除倭寇的志向。為了消滅倭寇，他特地招募浙江義烏的礦夫和農民組成「戚家軍」。這支隊伍經過嚴格訓練，勇敢善戰，紀律嚴明，是抗倭鬥爭中的勁旅。1561年，倭寇幾千人焚掠浙江台州一帶，在廣大人民群眾的配合和支持下，戚繼光率領精銳軍隊取得決定性勝利，掃除了浙東的倭寇。隨後，在福建的倭寇重新猖狂起來。戚繼光又奉命率戚家軍入閩剿倭，連戰皆捷。不久，戚繼光和抗倭名將俞大猷一起，再次平定了在福建的倭寇。嗣後，廣東倭患嚴重，俞大猷又領導軍民在廣東殲滅倭寇。於是，東南沿海倭患最後掃除。
西方殖民主義者的入侵
從16世紀開始，隨著歐洲資本主義的發展，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等國殖民者相繼來到東方，搶佔殖民地，開始了對中國的侵略。
1511年（正德六年），葡萄牙殖民者侵佔滿剌加（馬六甲）后，隨即到中國沿海騷擾，剽劫行旅，販運違禁物品。1517年（正德十二年）九月，葡萄牙艦隊炮轟廣州。1521年（正德十六年），明軍在廣州附近的屯門島驅逐了葡萄牙殖民者。隨後，又在廣東新會縣的西草彎打退了葡萄牙入侵者，並繳獲它的佛郎機大炮。由於中國軍民的有力抵抗，葡萄牙殖民者用武力在中國沿海建立侵略據點的企圖遭到了沉重打擊。
葡萄牙海盜商人在廣東失敗后，竄犯浙江、福建沿海，先後被中國軍民擊敗。1553年（嘉靖三十二年），葡萄牙人又賄通明朝官吏，借口要到澳門岸上曝晒水浸貨物，以每年納租銀二萬兩為條件，請求上岸居住。得逞以後，便在澳門擴大居住地區，建築城牆、炮台，自設官吏，使澳門成為西方殖民者入侵中國的據點。
1626年（天啟六年），西班牙殖民者悍然侵佔了我國台灣北部的基隆和淡水。
西方殖民主義者的入侵
1601年（萬曆二十九年），荷蘭商船首次來到中國活動。1609年，荷蘭侵佔澎湖，不久，被福建軍民驅逐。1622年（天啟二年），荷蘭殖民者再度侵入澎湖，強迫島上居民築城堡，妄圖長期佔據。1624年，在福建人民的支持下，巡撫南居益遣兵攻澎湖，擒其渠帥高文律等十二人。荷蘭霸佔澎湖的陰謀遂不能得逞。1642年（崇禎十五年），荷蘭打敗了西班牙，獨佔台灣。荷蘭殖民者佔領台灣以後，對台灣人民進行殘酷的剝削和野蠻的統治，引起台灣人民不斷的反抗鬥爭。
與西方殖民者侵略我國的同時，西方傳教士也陸續來華從事宗教活動。16世紀80年代初，耶穌會士經澳門進入我國，其中有義大利人羅明堅和利瑪竇等。他們在肇慶建起教堂，作為傳教的據點。為了減少在華傳教的阻力，他們學習華語，穿起儒者服裝，與士大夫交遊。1601年（萬曆二十九年），他們進京朝見明神宗，獻上自鳴鐘、萬國圖等方物，取得在北京傳教的權利。從此以後，傳教士來華者益眾。他們除傳播宗教外，還暗中從事於測繪地圖、調查中國物產等活動。與此同時，他們也介紹了一些西方有關歷算、水利、測量等方面的知識，增進了中國對西方科學技術的了解。
明代文明
王守仁的「心學」
明朝前期，在思想界占統治地位的是程朱理學。明中葉后，由於階級矛盾日益尖銳，封建危機加深，地主階級思想家感到有必要在哲學思想上變換新的形式，用以維護明王朝的反動統治。王守仁主觀唯心論的心學便應運而生。
王守仁（1472年～1528年），字伯安，人稱陽明先生，浙江餘姚人，官至南京兵部尚書。後來，其徒將他的著述編纂成《王文成公全書》，其中《傳習錄》和《大學問》是他的主要哲學著作。
王守仁深受先秦思孟學派和佛教禪宗思想的影響，又直接繼承了南宋陸九淵主觀唯心論的心學，形成了龐雜的哲學思想體系。
王守仁提出一個著名的哲學命題：「心外無物」。他認為：人心是一切事物的本源，沒有人的意念活動，就沒有客觀事物。他說：「心之所發便是意」，「意之所在便是物」。王守仁還提出「心外無理」的命題。在王守仁看來，事物的「理」，不存在於客觀事物之中，而是存在於人們的心中，所以說「心即理」。比如，封建的倫理道德觀念，原是封建社會的產物，而王守仁卻認為是人們心中所固有的，這就是他所謂的「良知」。王守仁主張，要認識「理」，即所謂「致良知」，其途徑不是通過實踐，而是到心中去體認先驗的倫理道德觀念。他要求人們主動自覺地為善去惡，用封建倫理道德去規範自己的行動。
王守仁也和朱熹一樣，把「人慾」看作「天理」的對立物，認為由於先天的「良知」受到了外來物慾的「昏蔽」，人們才會有不善的思想和行動，因此，他竭力宣揚「去人慾，存天理」，只要人們體識到心中固有的「良知」，掃滅私慾，哪怕「愚夫愚婦」也可以成為「聖人」。王守仁的心學，歸結起來，就是要求人們自覺地消除一切反抗的念頭，從心底深處服從封建統治。
李贄的進步思想
李贄（1527年～1602年），號卓吾，福建泉州人。他的祖先曾航海經商，父親以教書為業。李贄中年後做過二十多年小官，親身感受到明末社會的黑暗和官場的腐敗。晚年毅然辭官，專事著述和講學，寫了《焚書》、《續焚書》、《藏書》、《續藏書》等。后被明政府以「敢倡亂道，惑世誣民」的罪名迫害至死，著作也被列為禁書。
李贄的進步思想，集中表現在敢於打破千百年來對孔子的迷信。在理學占統治地位的明代，李贄提出不能以孔子的是非為是非的主張。封建統治者把六經尊為「治天下之大經大法」，李贄卻認為六經不過是史官過分的「讚美之語」和孔孟之徒「記憶師說」的殘缺筆記而已，且已變成了「道學之口實，假人之淵藪」。這充分表現他敢於離經叛道的批判精神。
李贄的批判鋒芒，還接觸到封建禮教和等級制度。他認為「人人皆可以為聖」，「庶人非下，侯王非高」。他激烈反對用「德禮」、「政刑」來禁錮人們的思想，束縛人們的行動，認為這是造成天下不安的根源。
李贄提出「童心說」，主張文章是真實思想感情的流露，反對「文假文」、「言假事」的文風。他還提出「詩何必古選，文何必先秦」的觀點，這對當時復古派擬古摹古的風氣加以批判。
李贄處於中國封建社會內資本主義生產關係萌芽時代。他這種反對封建束縛，朦朧地要求平等和發展個性的思想，反映了這一時期中小地主和工商業者的利益和願望，有其歷史的進步性。
明代小說
明代的小說已達到很高的藝術成就，而且產生了大量的以歷史、神怪、公案、言情和市民日常生活為題材的長篇章回小說和短篇的話本、擬話本。其中《三國演義》、《水滸傳》和《西遊記》，堪稱一代巨著。
元明之際文學家羅貫中在民間傳說的基礎上，參采史乘，寫成了《三國演義》這部巨作。作者在描寫東漢末年軍閥混戰和三國相爭的歷史畫卷的同時，還用濃墨塑造了許多個性鮮明的人物形象，具有很強的藝術感染力。這部小說長期被人們所喜愛。
南宋以來，在民間就流傳宋江起義的故事。在民間群眾創作的基礎上，施耐庵加工寫成了《水滸傳》。《水滸傳》以極大的熱情歌頌了晁蓋、李逵、魯智深、武松、林沖等農民英雄反抗封建統治的武裝鬥爭，描寫了他們不同的經歷和悲慘的遭遇，以及從個人反抗到聚義梁山，形成強大起義隊伍的鬥爭過程。小說還深刻揭露了封建統治的罪惡和黑暗，挖掘了產生農民起義的社會根源。
明代小說
《西遊記》，共一百回，是一部積極浪漫主義的長篇神話小說。它把唐初青年僧人玄奘不避艱險，赴天竺（印度）取經的歷史，鋪陳為小說。《西遊記》的基本故事也是先在民間長期廣泛流傳的。作者吳承恩在人民集體創作的基礎上，加以再創雜邙成書。
出現於明中葉的《金瓶梅》，也是一部著名的長篇小說。全書一百回，作者署名「蘭陵笑笑生」，真實姓名不可考。小說以《水滸傳》里的西門慶作主角，描寫了這個富商、惡霸、官僚三位一體的封建勢力代表者的罪惡生涯，暴露了封建社會的黑暗，同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代城市的經濟生活和市民的思想意識。但是，全書充滿封建宿命論和因果報應的迷信思想。另外，一些淫穢的描繪，表現了作者的頹廢沒落情緒。
明代短篇小說的創作也很興盛。一些文人加工改寫了宋元話本，還創作擬話本。「三言」、「兩拍」就是這種話本和擬話本的代表作。三言是《喻世明言》（《古今小說》）、《警世通言》、《醒世恆言》三部短篇小說集的合稱，編著者馮夢龍。「兩拍」是《初刻拍案驚奇》和《二刻拍案驚奇》兩部短篇小說集的合稱，作者凌濛初。
戲曲唱腔
明前期，統治者把雜劇作為歌功頌德和消遣享受的工具，劇壇上充斥了粉飾昇平和宣揚封建道德的低劣作品，使元代以來絢麗的雜劇奇葩，一度中衰。明中葉后，隨著城鎮經濟的繁榮，為群眾所喜聞樂見的戲曲又出現了新的發展，產生了許多具有進步意義的作品，如康海的《中山狼》、李開先的《寶劍記》、王世貞的《鳴鳳記》、梁辰魚的《浣紗記》和徐渭的《四聲猿》等。但是，明代劇作中最負盛名的是《牡丹亭》。《牡丹亭》作者湯顯祖（1550年～1616年）江西臨川人，曾任南京禮部主事，因抨擊當權者的腐朽昏庸，被彈劾罷官，隱居著述。他的代表作《牡丹亭》通過杜麗娘和柳夢梅的神奇愛情故事，鞭撻了吃人的封建禮教。
在明代，流行的戲曲唱腔中，主要有弋陽腔和崑腔。弋陽腔源於江西弋陽，流行於贛北、皖南一帶。崑腔本局限於吳中。嘉靖年間，著名音樂家魏良輔對崑腔進行改革，使它既集中表現了南曲的清柔婉轉的特點，又保存了部分北曲激昂慷慨的聲腔，成了當時最有影響的一種戲曲音樂。
明詩文
由於受封建理學和八股文風的束縛，明代詩文創作數量雖不少，但成就卻不大。永樂至正統年間，文壇上出現了以內閣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為首的「台閣體」詩派。他們的作品都是唱和應酬，粉飾太平，藝術上呆板平庸。明中葉，在反對台閣體冗沓文風的鬥爭中，先有弘治、正德年間的李夢陽、何景明為首的「前七子」崛起，繼而又有嘉靖、萬曆間李攀龍、王世貞為首的「后七子」雄踞文壇。他們以復古為號召，主張「文必秦漢，詩必盛唐」，企圖以摹擬古代優秀文學，取代充滿官僚習氣的台閣體。
當前、后七子復古運動興起時，文壇上又相繼迭起「唐宋派」和「公安派」。「唐宋派」代表人物有王慎中、歸有光等。他們提倡唐宋古文，認為秦漢與唐宋文章各具時代特色。「公安派」以湖廣公安人袁宗道、袁宏道和袁中道三兄弟而得名。他們與復古派針鋒相對地提出，文學是發展變化的，各有時代特點。在創作上「公安派」深受李贄《童心說》的影響，反對復古派用擬古、摹古和八股文等種種清規戒律來束縛作者的個性，這顯然具有進步意義。
明繪畫
明初，宮廷畫家居畫壇主流。代表人物有趙原、邊文進等。邊文進工花鳥，深得宋畫院技法。著名的山水畫家王紱，善畫竹石，特別是墨竹，被譽稱「明朝第一」。宣德時，浙江錢塘戴進，追學南宋畫院李唐、馬遠畫派，下筆嚴謹，雄渾勁健。成、弘時，湖廣江夏人張偉，其山水畫揮灑放縱，孝宗賜他「畫壯元」印章，名噪一時。明中葉，除山水畫外，還有著名的花鳥畫家林良、呂紀。
15世紀中葉，江南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吳門四大家」崛起。他們廣泛吸取了唐、五代、宋、元諸派之長，形成了各具特殊風格的繪畫藝術。沈周遠師南唐董源、巨然，近宗元四家，作品剛健有力，又渾樸天真，風神瀟洒。文徵明的畫，妍麗穩健，清和淡逸。唐寅行筆秀潤縝密而有韻味。他山水、人物兼長，尤工美人圖，筆下仕女，清妍秀麗，光彩動人。仇英出身漆工，苦學成才，一生臨摹許多唐宋元名家傑作，能熔各派之長於一爐，創造出自己飄逸華麗的風格。吳門四畫家大部分是文人，詩書畫結合，使意境更加深遠，在中國繪畫史上又稱明四家。
嘉靖時，傑出畫家徐渭，自辟蹊徑，創潑墨花卉。有時，他乾脆把水墨傾倒畫面上，再加以勾染，做到墨中有筆，筆中有墨。徐渭作畫豪放，追求「神」與「逸」，意在形真。明末畫壇以董其昌的松江派為中心。董其昌師承元四家，善水墨畫，兼擅潑墨，作品秀雅，煙雲流暢，但氣魄不大。明末還有著名人物畫家陳洪綬、崔子忠、曾鯨等。
徐光啟和《農政全書》
徐光啟（1562年～1633年），字子先，別號玄扈先生，上海縣人，明末官僚。他生活的時代，歐洲正進入資本主義時期，天文、地理、數學、機械力學等方面有了很大的發展。徐光啟吸收了西方先進的科學知識，並和中國傳統的科學技術相互發明，在天文、數學、生物學和農學方面獲得新的成就。他組織明朝「歷局」工作人員，編製了當時可算很完備的整個天球的恆星圖，並採用新的測演算法，使日食月食的推測，較前大為精密。他主持編譯的《崇禎曆書》，是我國天文歷算學中一份完整可貴的遺產。徐光啟還和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合譯《幾何原本》，不僅把歐洲數學介紹到中國來，還為我國近代數學的科學名詞，奠定了基礎。他參加翻譯的《測量全義》，介紹了西方三角術和球面三角術，引述了許多新公式。三角函數表也是經徐光啟等首次介紹到我國的。
徐光啟在生物學和農學方面的貢獻很大。這方面的研究成果，都彙集在他的《農政全書》中。《農政全書》共60卷，約60萬字，分12個部分。舉凡農業及與農業有關的政策、制度、措施、工具、作物特性、技術知識等等，應有盡有。同時，作者也寫進了自己親身試驗的成果。徐光啟曾在天津試驗改良水田，又在他父親墳地周圍開了一個試驗園地，引種外地作物，培植高產良種。他從福建引種甘薯獲得成功后，著書加以推廣。《農政全書》不僅總結了17世紀以前中國農業生產知識，而且還融合了部分外來的農業知識。
宋應星及《天工開物》
宋應星，字長庚，江西奉新縣人，約生活於16世紀末到17世紀中葉，是一位傑出的科學家，他總結了當時農業和手工業生產技術，寫成名著《天工開物》。《天工開物》共3卷18篇，從農作物的種植、收割、加工，到製鹽、糖、油、酒、曲和制衣服、染顏色；從磚瓦、瓷器、紙張的生產，到五金的采冶，器具的鍛鑄，石灰、礬石、硫磺和煤炭的利用，以及車船、朱墨、珠寶等的製作，無所不載。這些成果有的是明代勞動人民的發明創造，有的是在以往的基礎上加以改進的。
宋應星的研究，有的已接近近代科學研究的方法。他注意利用數據來說明生產的質量和效率，如留心人力踏轉龍骨車和牛力轉動龍骨車之間功效的具體差別，推算了一畝稻秧可供移栽的面積及稻秧生長的時日，比較了胡麻、蓖麻子、樟樹子的榨油量，記載了手工業、農業工具的尺寸，等等。這樣廣泛使用數據來說明問題，在宋應星之前是不多見的。
李時珍及《本草綱目》
李時珍（1518年～1593年），字東璧，號瀕湖，湖廣蘄州人，父祖世代行醫。他在青年時便拋棄科舉，隨父學醫。在醫療實踐中，李時珍發現過去「本草」中記載的中藥，儘管多達－千餘種，但對藥性、藥名和分類的記載，有不少錯誤，還有許多勞動人民和醫學家積累的寶貴藥物知識，還沒有被吸收進去，感到有必要重編一部新藥典。他窮畢生精力，披閱了八百餘家著作，併到北京、河南、江西、南京等地實地考察，還訪問了成千上萬的群眾，前後三易其稿，終於寫成《本草綱目》。
《本草綱目》全書共分52卷，全書共收藥物1892種，其中由李時珍總結民間經驗而增加的有300多種。書中還附有處方11096則，插圖1000多幅。《本草綱目》對每種藥物的名稱、性能、用途、製作都作了說明，並訂正了歷代相沿的某些錯誤。它是中國16世紀以前醫藥學豐富經驗的總結，是中國醫藥寶庫中一份珍貴遺產，直至今天還有實用價值。
《本草綱目》不僅是一部藥典，也是一部植物學、動物學、礦物學的重要著作。
《徐霞客遊記》
徐宏祖（1586年～1641年），字振之，號霞客，江蘇江陰人。他從青年時起就開始有計劃地考察旅行，「不避風雨，不憚虎狼」，以艱苦卓絕的精神，登懸崖，臨絕壁，涉洪流，探洞穴，足跡遍及今天的江蘇、浙江、福建、山東、河北、山西、陝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廣東、廣西、雲南等地。
《徐霞客遊記》就是他考察山水三十年的總結，具有很豐富的科學內容。徐霞客在湖南、廣西、貴州和雲南詳細地考察了我國的西南地區岩溶的分佈、類型、成因和農業利用。他所作的科學記述，是世界上岩溶考察的最早文獻。
《徐霞客遊記》還記載了苗、瑤、果羅（彝）、摩些（納西）、壯、白等少數民族的經濟、歷史、地理和風俗習慣，以及村落城鎮的盛衰，名勝古迹的演變等，是研究我國民族和歷史地理的珍貴資料。
《永樂大典》
永樂年間，明成祖敕令大臣解縉，組織三千名文臣儒士，歷時五年，編纂成《永樂大典》。它輯入了明以前圖書七八千種，內容包括經、史、子、集、戲劇、評話、天文、地理、醫卜、農工技術以及道教、佛教等各方面的著作，全書共22937卷，約3.7億字，裝成11095冊，是中國最大的一部類書。
《永樂大典》是按韻目編纂的。它依照《洪武正韻》韻目，分列單字，在每一單字下，隨類輯入有關著作。輯入古籍時，是整部、整篇或整段抄錄，因此，保留了古書的原來面目，使宋元以前許多佚文秘典，賴以保存流傳。
《永樂大典》有永樂正本一部，嘉靖副本一部，都是繕寫本。正本不知毀於何時何地。副本原存北京，後來不斷散失，特別是英法聯軍和八國聯軍兩次進入北京時焚燒劫掠，大部分被毀掉，一部分流散到國外。至今國內外僅存三百餘冊，在國內的約有二百餘冊。
建築藝術
北京皇宮（今故宮）是明代建築的突出代表。明成祖為了遷都北京，從1406年（永樂四年）起，派員到湖廣、四川、江西、浙江、山西等省采木、石等材料，並徵集全國優秀工匠和百萬民工，依照歷代建都成規，仿照明太祖南京宮殿的樣式，對元大都進行大規模改建。
明代北京城以紫禁城內皇宮為中心，外是周長18里的皇城，皇城之外是周長45里的京城。皇宮正式動工於1417年（永樂十五年），竣工於1420年（永樂十八年）。這所皇宮由幾百座不同的建築物組成，面積約30萬平方米。各個建築物大都用白色大理石做台基和欄杆，建築物木構的本身，如木柱、門、窗等都用朱漆，橫額以藍綠兩色作彩畫，屋頂用黃色琉璃瓦，精美絕倫。其中奉天殿（今太和殿）、華蓋殿（今中和殿）、謹身殿（今保和殿）是中心建築，佔地面積8.7萬平方米。三大殿的台基各由高達二丈余的三層重迭的須彌座構成，俗稱「三台」，把三大殿襯托得更加巍峨壯觀。台前有精鏤的丹墀，台四周用漢白玉欄杆圍繞，琳麋秀麗。除紫禁城內的皇宮外，還建築了供帝王祭祀天地、祖先、神靈用的天壇、社稷壇、山川壇、太廟和作皇城正門的承天門等。
明代佛塔和陵墓，多不再用易腐的木材，改用磚石建築。南京報恩寺琉璃寶塔，山西洪洞縣霍山廣勝寺飛虹塔等，都是用琉璃磚砌成。北京昌平定陵，就是一座用大理石、漢白玉和磚砌成的地下宮殿。
明代園林造景，也達到很高的藝術水平，不僅能在有限的空間內，因地制宜，開池堆山，種花木、建亭榭，巧奪天工；而且能借迴廊麴院分划空間，使結構複雜，形成了「景外有景」，「園中有園」。蘇州拙政園、留園等，以幽曲明凈、精巧秀麗著名
明的衰亡
政治腐朽
1615年，有人持棍闖進慈慶宮謀害太子常洛。史稱「梃擊案」。1621年，神宗死後，常洛繼位，是為光宗。幾天後，光宗患痢疾。鄭貴妃指使太監進瀉藥。鴻臚寺丞李可灼又進「紅丸」。光宗服后一命鳴呼，廷臣大嘩，史稱「紅丸案」。
光宗死後，鄭貴妃的同夥李選侍挾太子由校居乾清宮，意在擅權。東林黨人楊漣、左光斗等上疏請李選侍移宮，離開太子，史稱「移宮案」。
由校繼位后，改元天啟，東林黨人大受重用，分據首輔和吏、兵、禮、都察院等部院長官，勢盛一時。正當東林黨人躊躇滿志的時候，宦官魏忠賢，內結由校乳母客氏，外收東林黨的反對派作羽翼，逐步形成了閹黨，襲擊東林黨人。1625年（天啟五年），魏忠賢借遼東經略熊廷弼和巡撫王化貞失陷廣寧事，誣陷熊廷弼曾賄賂東林黨人楊漣、左光斗等祈求減罪，大興冤獄，不僅詔決熊廷弼，還將楊、左等人杖斃獄中。一時，東林黨人被逮殺殆盡。魏忠賢總攬內外大權，人稱九千歲，一批無恥官吏甘作他義子、走卒。甚至許多地方替他建立生祠。明後期政治便極端黑暗腐敗。
土地兼并的劇烈
明代後期，地主階級兼并土地更加瘋狂，特別是皇族的兼并手段更加兇狠。如萬曆時，神宗的皇莊佔地214萬餘畝。宗藩外戚莊田也急劇增多。熹宗賜給惠、瑞、桂三王湖廣、陝西莊田每人三萬頃，兩省地方官竭盡全力也括不出這麼多土地，熹宗竟強令攤派給四川、山西、河南共同「協濟」。宦官頭目魏忠賢兼并土地多達一百萬畝以上。浙江奉化鄉官戴澳所納錢糧竟佔全縣一半。於是，出現了「若夫窮民，本無立錐之地」的悲慘局面。
隨著土地的高度集中，大批農民淪為佃戶和奴僕。江南「有田者什一，為人佃作者什九」。湖北鍾祥有的地主佔有佃戶多達千人。大部分佃戶自己沒有土地，僅有部分生產工具。他們要把產量的五成、六成甚至八成交給地主。地租之外，還要受許多額外的勒索。如承佃時要交「批禮銀」和「批賃」、「批佃」、「移耕」、「寫禮」等錢，逢年過節要獻「冬牲」、「年肉」等禮物；地主下鄉收租要供給酒飯，交租時要挑糧上門。大斗收租，小斗出糶，更是地主慣用的盤剝手段。廣大佃戶今日完租，明日乞貸，勤勞一年，依然凍餒。地主勒租殺害佃戶的事也不斷發生。
賦役壓榨
明代後期，自耕農受封建政府的賦役壓榨也越來越重。從1618年（萬曆四十六年）起，明政府借口向遼東用兵，開始按畝加派「遼餉」。經過前後三次增額，至1620年（泰昌元年），每畝加派銀增至九厘，一年得銀520萬兩，相當於全國總賦額的三分之一以上。天啟年間（1621年～1627年），又有關稅、鹽課的加派及雜項的增收，三項共加額銀239萬餘兩。地主用各種辦法把這些賦稅轉嫁給小農，而小農為交納賦稅，只得賣屋、賣田、賣牛，甚至典妻鬻子，弄得家破人亡。
殘酷的經濟榨取和野蠻的統治壓迫，造成明末農村十室九空，社會生產力受到嚴重破壞，以至水災、蝗災和瘟疫不斷發生。從萬曆到崇禎，全國各地幾乎連年遭災。1587年（萬曆十五年），「黃河以北民食草木」，富平、蒲城、同官各縣「有以石為糧者」。第二年，河南飢，「民相食」。1590年（萬曆十八年），湖北麻城死於瘟疫和飢餓的有四萬人。1601年（萬曆二十九年），有人指出：數年來災害不斷，先秦晉，后河洛，繼之齊、魯、吳越、荊楚、三輔，老百姓有的吃土，有的吃雁糞，「老弱填委溝壑，壯者輾轉就食」。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萬曆以後，各地不斷爆發農民起義以及民變、兵變，預示明王朝即將走向滅亡。
明末農民大起義
大起義的爆發 1627年（天啟七年），陝北澄縣饑民在白水縣人王二率領下，衝進縣城，殺知縣，揭開了明末農民大起義的序幕。
澄縣一聲驚雷，大起義的風雲很快就遍布陝北和陝中。1628年，府谷王嘉胤聚眾數千人起事。接著，安塞高迎祥等人紛紛起義。膚施人張獻忠也在延安起兵。起義軍的主要成分是貧苦農民，也有失業的驛卒、嘩變的士兵和手工業工人等。鬥爭的烈火迅速蔓延到甘肅、山西。當時，李自成也參加了起義的隊伍。李自成，陝西米脂人，曾當過銀川驛卒。
1629年（崇禎二年），他和夥伴一起參加了王嘉胤起義軍。後來投奔「闖王」高迎祥，號稱「闖將」。
1633年（崇禎六年）冬，農民軍進入河南。1634年，明政府任命洪承疇為兵部尚書，統一指揮陝西、山西、河南、四川和湖廣各路官軍。第二年一月，洪承疇出陝西，赴河南，準備對起義軍實行大規模的軍事圍剿。為了迎擊明軍，十三家七十二營農民軍領導人聚會河南滎陽，商討作戰方略。會上，馬守應主張北渡黃河，轉移山西。張獻忠嗤之為膽怯，雙方爭執不決。這時，闖王高迎祥部將李自成提出了「分兵定所向」的戰略方針。這一聯合作戰、分兵迎擊的戰略思想，得到各部首領的贊同。會上，決定農民軍分兵五路，迎擊官兵。這五路是：
賀一龍、賀錦率部向南阻擊湖廣、四川方面明軍；
橫天王、混一萬、射塌天、改世王率部阻擋陝西兵；
曹操即羅汝才、過天星即惠登相率部屯滎陽、汜水一帶，扼守黃河；
高迎祥、張獻忠、掃地王張一川和太平王等東征安徽；
馬守應、九條龍往來策應。
會議加強了各軍的團結，制定了協同作戰的計劃，對粉碎明王朝的軍事圍剿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滎陽大會後，高迎祥、張獻忠等一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連下固始、霍丘、壽州、潁州等城邑，直搗明中都鳳陽，毀皇陵，殺宦官，斬留守官兵幾千人，樹起了「古元真龍皇帝」旗號，引起明王朝的極度恐慌。
起義的低潮
1636年（崇禎九年）七月，盩厔（今陝西省周至縣）一戰，高迎祥中了陝西巡撫孫傳庭的埋伏，不幸被捕犧牲。李自成繼續領導這支隊伍，曾攻佔了川北許多州縣，一度逼近成都。1638年春中了明軍的伏擊，傷亡慘重。以後，李自成長期轉戰於陝、川、鄂接境地帶。
1636年，張獻忠聯合羅汝才、馬守應等共二十萬大軍，攻襄陽，沿長江東下，破六合、儀真、揚州，進逼安慶，南京震動。
1637年（崇禎十年）三月，明朝急忙起用楊嗣昌為兵部尚書。楊嗣昌制定了「四正六隅十面網」的軍事圍剿計劃。以陝西、河南、湖廣、江北起義軍主要活動區為「四正」，派四巡撫「分剿而專防」；以延綏、山西、山東、江南、江西、四川為「六隅」，派六巡撫「分防而協剿」，四正六隅合成「十面網」，再命總督、總理二大臣，統一指揮，隨農民軍「所向專征討」。
從1637年冬至1638年間，除李自成梓潼失利外，其他農民軍也受到一些挫折，部分農民軍領導人相繼向明王朝投降。1638年四月，張獻忠也在谷城接受招安。
這時，起義雖然轉入低潮，但階級矛盾非但沒有緩和，反而隨著「加派」增多和災荒日益嚴重而更加尖銳化。1639年，明政府又加派「練餉」730萬兩，用以大量練兵。練餉加上以前加派的遼餉和剿餉，合稱「三餉」，加派額共達1500多萬兩。同年，兩畿、山東、山西、陝西、江西都發生飢荒，河南「人相食」尤為嚴重。
均田免糧
起義的再度高漲和「均田免糧」口號的提出 1639年五月，經過一年休整，張獻忠於谷城再度起兵，羅汝才等也在房縣響應。七月，他聯合羅汝才等，在房縣重創明總兵左良玉，消滅官兵萬餘人。張獻忠谷城再起，明朝招撫政策宣告失敗。
同年十月，楊嗣昌到達襄陽，會師十萬，並檄令河南、四川、陝西、鄖陽諸撫鎮將領，分扼要衝，對張獻忠進行圍剿堵截。張獻忠經過艱苦的運動戰，拖垮了追擊的明軍。1641年二月，張獻忠陷襄陽，殺襄王朱翊銘，發庫銀十五萬兩賑濟饑民。至此，張獻忠以傑出的軍事指揮才能，粉碎了明政府的軍事圍剿，迫使楊嗣昌畏罪自殺，把起義從低潮推向一個新的高潮。
起義軍的強大
1640年冬，李自成乘明軍主力入川追擊張獻忠，河南空虛之機，率部從鄖陽地區出發，進入河南。時河南連年旱、蝗、瘟疫，赤地千里，各地民變紛起。李自成一進入河南，立即吸引了成千上萬的饑民參加，於是聲勢大振。李自成針對明末土地高度集中，賦役繁重，民不聊生的社會現實，明確提出了「均田免糧」的鬥爭口號，受到廣大農民的熱烈擁護。到處傳唱著「吃他娘，著他娘，吃著不盡有闖王，不當差，不納糧」和「殺牛羊，備酒漿，開了城門迎闖王，闖王來時不納糧」的歌謠。
1641年（崇禎十四年）正月，李自成起義軍攻破洛陽，殺福王朱常洵，發藩邸及大家巨室糧數萬石、金錢數十萬賑濟饑民。這時，河南各地的起義軍都先後接受了李自成的領導。群雄歸附，勢力日強。
1641年九月，各路明軍計十餘萬入河南，妄圖一舉消滅李自成起義軍。李自成在新蔡重創明軍后，乘勝攻佔項城。十二月，襄城一戰，活捉新任陝西總督汪喬年，降敵數萬，繳獲戰馬二萬餘匹。年底，李自成二圍開封城。次年四月，起義軍三圍開封城。七月，在朱仙鎮打敗馳援開封的丁啟睿等部明軍十餘萬。十月初，李自成擊退了出潼關赴河南的孫傳庭，獲甲仗軍資無數，逼孫傳庭退回陝西。
經過三圍開封以及項城、襄城、朱仙鎮、汝寧等幾次大戰役后，明軍主力大部分被殲。而起義軍卻越來越強大，開始轉入戰略進攻。
大順政權的建立
1642年冬，李自成進軍湖廣，奪取了襄陽，並進而攻佔除武昌外湖北沿江州縣。1643年三月，李自成改襄陽為襄京，並稱「新順王」，創立了新順政權。農民軍其他將領如劉宗敏、田見秀任權將軍，賀錦、劉芳亮等分任諸將軍、都尉等職。軍事將領是新順政權的領導核心。新順中央還設置上相、左輔、右弼等文職官員，其下有六政府（六部）等。新順轄區還建立府、州、縣各級地方政權。不久，李自成再攻入河南。
1643年八月，明軍出關入豫，阻擊李自成。九月，李自成大敗官軍，斬殺四萬餘級，獲器仗輜重數十萬件。十月，李自成乘勝攻破潼關，佔領西安。
1644年（崇禎十七年）正月，李自成改西安為長安，稱西京，建國號大順，建元永昌。鑄永昌錢，造《甲申歷》，進一步完備大順中央政府機構。同時，開科取士。至此，大順農民政權正式成立。
大順政權措施
大順軍進京后，在西安建制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強了政權建設。中央機構基本上因襲明朝，有的只改換名稱。大順政權右武輕文，規定「凡文官俱受權將軍節制」，保證了農民軍將領在政權中的核心作用。在北京期間，大順政權又實行了考選舉人的措施。
隨著農民軍控制地區的擴大，大順軍建立的地方政權也愈來愈多。佔領北京前後，大順軍已在河南、湖北、陝西、山西、河北、山東、寧夏、青海、安徽、四川等部分地區建立了府、州、縣各級政權。
大順軍進京后，對大官僚、大地主嚴加鎮壓。三品以上九卿正佐和勛戚武臣多半被逮殺。宦官則被逐出都門，稱「打老公」。進京前後，農民軍對明宗室鎮壓特別嚴厲，「屠戮幾盡」。對於四品以下的降官，部分選用。
大順政權設「比餉鎮撫司」，用暴力逼明朝貴戚大臣、貪官污吏交出平日剝削來的金銀財寶，把懲處大官僚、大地主和解決財政收入結合起來。有的史料記載，追贓結果，共得餉銀七千萬兩。
大順政權雖然沒有制訂具體的辦法來貫徹執行「貴賤均田之制」，但是，在「均田」口號推動下，某些地區的農民奪取了地主的土地。如在北京，大順政權沒收了嘉定伯周奎的田產。山東大順地方官發布「割富濟貧」告示，允許農民認耕被地主佔去的土地。
大西政權的建立
1641年二月，張獻忠攻破襄陽以後，揮師破樊城，進兵豫南，繼而又攻拔鄖西，各地義軍紛紛歸附，聲勢大振。
1643年五月，張獻忠克武昌，沉楚王朱華奎於江中。張獻忠入駐楚王府，即「大西王」位，改武昌為天授府，設六部、五軍都督府以及巡撫、知府、知縣等中央和地方機構，同時開科取士，建立起初具規模的大西農民政權。七月，明集大軍逼武昌。張獻忠棄楚入湘，攻佔長沙。十二月，張獻忠棄長沙，進軍四川。
到1644年十一月，張獻忠在成都即帝位，國號大西，改元大順，稱成都為西京，造《通天歷》，鑄「大順通寶」。
局面複雜
明朝滅亡后，農民起義軍面臨複雜的局面。一方面，明朝殘餘勢力繼續與農民政權為敵，各地地主武裝也到處襲擊農民軍。而一些人混進起義軍中，或想謀取個人富貴，或存心破壞。另一方面，雄踞東北的滿族貴族，對關內早已虎視眈眈。
1643年，清太宗皇太極死，幼子福臨嗣位，年號順治，是為清世祖，睿親王多爾袞攝政，積極準備入關奪取全國統治權。
但隨著軍事上的迅速勝利，大順政權領導者們產生了驕傲、麻痹思想。他們以為明朝覆滅，天下從此太平了。對於屯兵山海關的吳三桂更是抱有幻想，只派降將唐通持吳三桂父吳襄的信，以及金銀絹帛和侯爵封號前去招撫。大將如劉宗敏、田見秀、李過等已開始追求享受，紛紛搬進明貴戚勛臣的華麗府第。起義軍剛進北京城時，軍紀相當嚴明，但後來逐漸鬆懈。某些軍官甚至受賄納婢，包庇明朝官吏。有些士兵腰纏金銀珠寶，打算富貴還鄉。正當大順領導者陶醉於眼前勝利的時候，盤踞在山海關的明總兵吳三桂暗中勾結滿族貴族，準備舉兵反撲。
引清入關
吳三桂，遼東人，出身於官僚豪門。李自成派人前去招撫吳三桂時，開始他曾一度「猶豫未有所決」。但他最終投向滿族貴族的懷抱，並請求多爾袞派兵入關。清朝統治者也立即改變以往入關擄掠的政策，提出為明「復君父仇」的口號，力圖拉攏漢族地主，共同鎮壓大順農民軍，取代明王朝的統治。
當李自成得知吳三掛拒絕投降的消息后，遂於1644年四月十三日從北京親自率軍東征，至四月二十一日始抵山海關。當天兩軍激戰，吳三桂失利。第二天，多爾袞率清軍趕到，突然參戰，大順軍戰敗退回北京。
李自成在山海關戰敗后，吳三桂引清軍進逼北京。京城內外，地主官僚們乘機進行破壞，張貼「私示」，散布謠言，秘密策劃應變。大商人也舉行罷市，抗拒大順政權捐餉助餉的命令。加上城內缺糧，米價騰貴。李自成面對這種局勢，決定撤離北京，回到關中基地。在撤離之前，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武英殿登極稱帝。四月三十日，大順軍撤出北京。五月初二日，多爾袞率清兵入京。
農民大起義歷史意義
六月，李自成率師至太原。七月，渡過黃河，進駐韓城，不久到達西安。十月，清軍攻陷太原。第二年初，清豫王多鐸和英王阿濟格分兵兩路攻打陝西。大順軍與清軍激戰月余后，潼關失陷。李自成放棄西安，經藍田、商州，走武關，入襄陽。四月，李自成在湖北通山縣九宮山遭地主武裝團練襲擊，不幸遇難。
在鎮壓李自成起義軍后，清軍向四川大西政權進攻。這時，大西軍既受四川地主豪紳武裝的襲擊，又受清軍威脅，處境日艱。1646年秋，張獻忠棄成都北上。十一月，張獻忠在西充鳳凰坡遭到清兵突然襲擊，兵敗犧牲。
明末農民起義在滿漢地主力量的血腥鎮壓下，最終失敗了。但明末農民戰爭席捲大半個中國，是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農民戰爭之一，具有不可抹煞的歷史意義。
其一，起義軍推翻了明王朝，沉重地打擊了地主階級。使腐朽的封建制度和法紀受到了一次嚴重的衝擊，生產關係在一定範圍和程度上得到了一次調整，為17世紀後期和18世紀前期社會經濟的發展，創造了條件。
其二，明末農民起義軍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均田」的鬥爭口號，把唐宋以來農民的平等要求，集中到土地問題上。體現了農民對土地的強烈要求，標誌著中國封建社會的農民戰爭進入了以反對封建土地所有製為主要鬥爭目標的新階段。
其三，明末農民戰爭發生在中國封建社會的晚期。當時，雖然商品貨幣經濟有了進一步發展，資本主義萌芽已經出現，但它受到了明王朝的嚴重摧殘。農民軍提出「平買平賣」、「公平交易」，反映了工商業者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