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茶文化的起源
武夷山是武夷岩茶的故鄉,是我國著名的風景區,也是全國重點產茶縣之一。武夷岩茶向來以質量而聞名世界。近年來,武夷山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視茶產業,把茶產業列為武夷山市的主導產業,藉助武夷山「世界雙遺產地」、「旅遊勝地」的優勢,將茶產業與旅遊業緊密結合在一起。
武夷岩茶歷史及其發展
據當代茶葉專家陳椽等考證，我國茶葉在二世紀時由西南向東南傳播，不久武夷山就有茶了。武夷岩茶最早被人稱頌，可追溯到南朝時期(公元479-502年)，而最早的文字記載見之於唐朝元和年間(公元806-820年)，孫樵在贈送武夷岩茶給達官顯貴的一封信札中寫道:」晚甘侯十五人，遺侍齋閣。此徒皆乘雷而摘，拜水而和。蓋建陽丹山碧水之鄉，月澗雲龕之品，慎勿賤用之!」孫樵在這封信中，把出產在」建陽丹山碧水之鄉」的茶，用擬人化的筆法，美稱為」晚甘侯」，」晚甘」，甘香濃馥，美味無窮之意。」侯」，乃尊稱。」碧水丹山」是南朝作家江淹對武夷山的贊語。當時崇安縣尚未建置，武夷山屬於建陽縣，故信中稱」建陽丹山碧水」。因此說孫樵所送的茶乃武夷山所產。從此，」晚甘侯」遂成為武夷岩最早的茶名。
北宋太平興國初年，朝廷特置龍鳳模印，遣使到建州，監造團茶以別一般的庶飲，龍團鳳餅從此誕生。當然也包括產於碧水丹山的武夷奇敬。由於當時崇安尚未建縣，而建州的州治建安縣已為人們所熟知，所以龍鳳團茶也稱為北苑茶。北宋淳化五年(公元994年)，崇安縣正式建縣，武夷山逐步走向興盛，文人墨客，達官顯宦，釋家羽士紛至沓來，名聲日高，武夷漸脫」北苑」之統稱而獨步傲立於茶壇，加之詩人的吟詠，武夷岩茶的名氣大盛。民國《崇安縣新志》載:」宋時范仲淹，歐陽修，梅聖俞，蘇軾，蔡襄，丁謂，劉子翚，朱熹等從而張之，武夷茶遂馳名天下。」蘇軾在詠茶詩中寫道:」君不見武夷溪邊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籠加。爭新買寵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 。
宋朝南渡以後，來武夷山遊覽，講學，隱居者日增，武夷山極為興盛。儒家羽士，文人墨客，薈萃山中，鬥茶品茗，以茶論文，以文論道，極一時之盛，茶事因之興旺。著名詩人陸遊到此贊曰:」建溪官茶天下絕」。(按，建溪起源於武夷山，流經崇安，建陽至建甌。建溪泛指該三縣。)從這詩里，足證武夷茶新軍突起，已與北苑茶同負盛名。朱熹在隱屏峰下構築精舍，著書立說，授經講學，聚友品茗，可謂是山中大隱者，頗具雅興，他利用九曲溪上的一塊有罅隙的天然石頭當茶灶，以倡導茶事，並詠詩曰:」仙翁遺石灶，宛在水中央。
宋時，由於地主官員的爭寵，武夷岩茶名聲日高，已悄然進入京都皇室，但真正列為貢御之品而生製作的還在元，明兩朝。
元大德六年(公元1302年)在武夷山九曲溪之第四曲溪畔的平坂之處創設了皇家焙茶局，稱之為 「御茶園」 它前後經歷255年。它的興廢，引起了後人的深深喟漢。編纂《武夷山志》的清人董天工在《貢茶有感》中寫道:」武夷粟粒芽，採摘獻天家，火分一二候，春別次初嘉;壑源難比擬，北苑敢矜誇。貢自高興始，端明千古污。」御茶園精製貢茶，取悅天子，源於進獻貢茶的北宋蔡襄(曾任端明殿學士)，其造成加重茶農負擔，理應受到抨擊。但由於御茶園悉心栽培和精工製作貢茶，使武夷岩茶品質益精，影響日大，獨秀於茶壇，稱雄於建州，為世人青睞，被皇帝天子所確認，進一步確定了武夷岩茶正統的高貴地位，其客觀功績是不可磨滅的。
武夷岩茶有一千多年的歷史。唐代已有武夷茶的記載。宋代，武夷茶已成為皇室貢品。元代開始，朝廷在武夷山創辦御茶園，督制貢茶。十七世紀，武夷岩茶開始遠銷歐美，受到上層社會的寵愛。1762年，瑞典植物學家林奈氏在《植物種類》中，就把「武夷種」（VAR BOHEA）作為中國茶葉的代表，一直沿用至今。一千多年的茶事活動，不僅在武夷山留下御茶園遺址、遇林亭窯址和隨處可見的古茶園、古茶廠遺迹，並創立了獨特的制茶、飲茶、茶藝表演，成為武夷山文化遺產的重要內容之一。
武夷岩茶與朱子理學
武夷山與朱子理學有首不可分割的聯繫。朱子理學在武夷山孕育、形成、發展。朱熹從14歲到武夷山，直到71歲去逝，在武夷山從學、著述、授徒、生活50餘年。朱子理學在這裡萌芽、成熟、傳播。
理學家朱熹不僅愛武夷山，更愛武夷茶，並且精於茶道，他在武夷山水簾洞三賢祠前有朱子楹聯一副：「山居偏隅竹為鄰，客來莫嫌茶當酒。」表現朱熹隱居武夷時以茶待客的日常生活起居。
儒家思想倡導的，崇尚節儉、以儉育德，與中國茶道精神的精義，以茶崇儉、以儉育德，不謀而合。「啜苦勵志，咽甘報國」代表了茶人以愛國主義為人生價值的崇高品格，也成為儒家關於人的人生價值的重要思想內容。
茶中蘊和，茶中寓靜。茶的「和、靜」的稟性，正是儒家所追求的一種崇高的思想境界。品茶的特有的氛圍能使人沉靜，把心放在閑處，從而使人可以冷靜地處理日常事務。中國人尊崇孔孟之道，尊儒學，重禮教。
茶道強調了茶對於人格的自我完善性的重要性。品茶一旦上升到了與人格節操相對應的高度，也就是對茶的清淡寧靜品格的欣賞十分和諧的統一起來了。人品和茶品的高度統一，就無意中達成心靈與自然的自然契合，這正是儒家所要求的「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
朱熹集理學之大成，創閩學，繼承和發展了孔、孟思想。他在武夷山生活50年，潛心著述，並於1183年在武夷山隱屏峰下興建「紫陽書院」，授徒講學。儒家倡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首先要修身。而修身必須淡泊、寧靜。
朱子講學常用茶道來比喻要善於學習。宋代煎茶仍具唐代遺風，在茶葉中摻雜姜蔥椒鹽之類同煎，猶如大雜膾而妨茶味。例如陸遊詩中就有「何時一飽與子同，更煎土茗浮甘菊」和「貯葯葫蘆二寸黃，煎茶橄欖一甌香」之句（見《劍南詩稿》）卷十七、卷四十四）朱子對學生講，治學有如這盞茶，「一味是茶，便是真才，有些別的味道，便是事物夾雜了。」(語出《朱子經類》)朱子認為飲茶貴真香，重原味，忌添加物。研究理學也是一樣，要鑽深研透，皓首窮經，絕不要被當時流行的某些學派所迷亂。他的這一比喻，既通俗易懂又妙趣橫生。又如朱熹的《觀書有感》詩：半畝方塘一鑒開， 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這首詩富於啟發而歷久常新。詩的寓意很深，表面上以源頭活水比喻學習，要不斷吸取新知識，才能有日新月異的進步。實際上也蘊含有茶道中要用活水泡茶才能泡出好茶及回味無窮之意。
朱熹在武夷山興建武夷精舍，授徒講學，聚友著作，鬥茶品茗，以茶喻人，以茶論道，他曾寫《詠武夷茶》、《茶坂》等茶詩。朱熹提倡：「為學之道，莫先乎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
中國茶道中注重道德意識，崇尚和諧精神，節儉作風，求真的精神顯得尤為重要。藉助茶道的豐富內涵，以茶為載體，弘揚和諧文化，以茶育人，重視道德修養。朱熹倡導品茶修身、和諧自然、以茶勵志、以茶品味人生。朱熹以理學入茶道，在以茶喻理方面獨樹一幟，深得茶道之要旨。
武夷岩茶與佛教
茶之為飲，擅甌閩之秀氣，鐘山川之靈氣稟。武夷山峰巒起伏，溪河縱橫，林木蔥鬱，雨霧多，濕度大，構成茶樹生長的特殊需要的「小氣候」。寺僧利用地理條件優越的自然條件，著手栽培茶樹，采葉制茶，茶質優佳，在全國同類茶品種中，實屬上乘。
茶與佛，因緣深長，自古就有「茶佛一味」的說法。寺院僧家，禪多茗飲，有釋門必有佛茶。佛茶作為一種物質化的精神，一種傳統文化現象，它不但反映了佛教的禪宗，而且從佛茶的產地、茶名、培養、裁紙、藥用等社交方面，無不帶著佛教文化的濃厚色彩。
佛教從印度輸入中國，初於東漢，恰好與中國茶在國內廣為栽培的時期相吻合；同時，佛教在唐朝時被推崇為「國教」，正好與飲茶習俗風靡全球，茶被譽為「國飲」的時代同步。有禪風之興，方有茶風之盛；有禪茶之需，才有佛茶之產。說明了佛教與飲茶几乎是同時在中國興行，互相有著千絲萬縷的不解之緣。
茶在佛門有三大功能：以茶禮佛，儀也；品茶悟道，理也；以茶待客，禮也。佛事活動，俱在其中。
天下名山僧占編，從來僧侶多愛茶。很多僧人為什麼選擇茶作為生活必備的飲料，並將之升為一種品行道德的修鍊部分。唐宋之際，建州茶葉處於發展時期，特別是寺廟中僧人，實行戒酒，提倡飲茶。僧人坐禪修行，息心靜坐，專註一境，從而開發智慧，體悟大道。僧侶認為「品茶如參禪「，將建州茶道轉化為禪道。茶聖陸羽《茶經)中指出：茶味至寒，最宜精行儉德之人。在佛教中普遍認為茶具有三德：一是坐禪徹夜不眠，茶可提神益思：二是滿腹時能助消化，輕神氣；三是「不發」，即能抑制性慾。所以飲茶是符合佛教的道德觀念，因此，茶自然受到佛教僧侶的青睞。
坐禪是要做到「跏跌而坐，頭正背直，不動不搖，不委不倚」。更不能昏沉入夢或臨床睡眠，這樣長時間坐禪后，勢必產生疲勞、睏倦，此時需要清心提神。因此，茶具有提神益思，生津止渴藥理功能以及本身所含的豐富營養物質，對於坐禪修行進入「靜定」，窗發精神，敏於悟道。同時，茶湯清淡潔凈，既不違反佛門戒律，而且符合佛教寂靜淡泊的人生態度，茶便成了佛教僧侶必需品，而又符合佛教教義，佛教精神與茶性本質的內在共鳴，是茶與佛結緣的必然，形成了「茶佛一味」或「茶禪一味」的基礎。
中國佛教不僅開創了自身特有的禪文化，而且賦予中國本有的茶文化以品茶味道的文化內涵，使茶與禪有機融為一體，形成中國的茶禪文化。好茶多回味甘甜，初嘗苦澀，沉浸其中，卻又深味其甘，這種特徵正暗合了佛教「離苦得樂」的追求。也許「苦中作樂」才是茶禪所追求的最高境界。
武夷岩茶與儒釋道三教關係密切，緊密相連，岩茶當中暗含著豐富的文化，我們何不酌一杯茶，體會真正的感悟，我想或多或少會有一些獨特的領悟吧。有人說「懂生活的人不一定懂茶，但懂茶的人一定懂生活」，我想是有一定道理的，茶給人的印象是節儉，大凡嗜茶之人也是節儉之人，難道這僅僅是出於耦合，我想把它理解是在喝茶中感悟到了節儉更為合適一點吧。茶是甘苦的，入口時是苦的，喝完后輕輕地呵一口氣，會有淡淡的清香。這又何嘗不是生活呢？茶是苦的，喝茶是一件快樂的事情，這種「苦中作樂」也許就是茶禪的最高境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