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明朝之千古神醫——李時珍和《本草綱目》

李時珍與《本草綱目

李時珍(1518~1593年),字東璧,號瀕湖,湖廣蘄州(今湖北蘄春縣)人。他出生在一個醫生世家。父親在當地是一個很有名的醫生,著有《醫學八脈法》、《四診發明》等著作。李時珍自幼就因家學淵源,對醫學有著濃厚的興趣,但由於醫生的社會地位很低,他父親很想讓他走讀書致仕的道路,以光耀門庭。14歲那年,他承父命考中了州學秀才。無奈他對八股文沒有絲毫的興趣,在三次鄉試都告落第后,他堅決不再應試,父親也只得改變初衷,轉而支持他從事懸壺濟世的事業。

李時珍

李時珍從24歲起,便跟隨父親正式行醫。在治病時他注重「辨證施治」,對病人的脈象與病癥結合加以分析,在用藥上注重藥理,應用靈活變通,不死板。醫書上記載,巴豆是一種瀉藥,但是根據試驗后他知道:巴豆在分量用的大的情況下,會引起嚴重腹瀉,但如果用量適當,配方巧妙,反而可以起到止瀉的作用。他將這一認識應用到醫療實踐之中,治好了許多的腹瀉病患者。他還根據從實踐中得出的真知,對方士荒誕不稽的邪說加以駁斥。方士把靈芝視為神物,胡說服用靈芝可以長生不老,他據實指出,靈芝不過是由「腐朽餘氣」生出來的食用菌類,沒有絲毫神奇之處可言。方士提煉丹砂,製作所謂的長生不老葯,毒害人命,騙取金錢。李時珍指出,人的軀體是由血肉生成,靠食五穀、蔬菜、水果而活,丹砂不能被腸道消化,其毒性對人體有害而無益。歷史上不知道有多少貪生怕死的人,因迷信方士,服食丹藥而導致終身殘疾,甚至死於非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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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35歲的李時珍,將楚王朱英熗患有氣厥病的兒子治好了,他因此被任命為楚王府的奉祠正,並且還兼管良醫所事。幾年後,他又被舉薦到京師太醫院任職。當時的嘉靖皇帝迷信方士,祈求長生,為迎合皇帝的心意,太醫院的人員和方士競相進獻仙丹不老葯,一片烏煙瘴氣。李時珍不願意同流合污,便在一年後託病辭職回鄉。不過,在楚王府和太醫院的任職經歷,卻使他得以有機會翻閱典藏的醫藥書籍,學會辨識許多的珍貴藥材以及外國進貢的藥物,從而增長了見識,這對他日後編撰《本草綱目》有很大幫助。

我國藥物學的歷史悠久,源遠流長,歷代以來有許多的藥物學著作傳世。由於中藥是以草本類藥物為主,因此古代的藥物學著作就以「本草」為名,如漢代的《神龍本草經》,內中記載有365種藥物;又如南朝名醫陶弘竟撰寫的《本草經集注》,內中記載有藥物近700種,比前增加了300餘種。李時珍富於求實與專研的精神,在醫療實踐中,他發現傳世的《本草》都有許多遺漏、謬誤,而對於行醫治病來說,正確的鑒別藥物品種類別,認識藥性,又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他立志要編寫一本新的《本草》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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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把理想變成現實,李時珍認真閱讀了大量的文獻,不僅是醫藥專著,「凡子、史、經、傳、聲韻、農圃、醫卜、星相、樂府諸家」,無不遍覽,史稱「閱書八百餘家」,他由此積累了大量可供參考的資料。同時,他還非常重視隨時將從自己的醫療實踐中得來的經驗、心得記錄下來。而更為他所注重的則是野外採集藥物和實地調查。通過實地考察,他解決了不少書本上的疑難問題。如《證類本草》將虎草、白南星說成是兩種不同的植物,而通過實地考察,李時珍弄明白原來是同物異名。為了將前人的「只根據紙上藥方進行猜度」的主觀臆斷出現的錯誤糾正過來,他不辭辛苦勞累,耐心細緻的對各類草藥一一採集察看,對之認真鑒別,詳加記錄。而為了將植物的藥性弄清楚,他甚至不惜冒著生命的危險,親口嘗試。

嘉靖四十年(1561年),44歲的李時珍從北方回到故鄉。此後他就開始了《本草綱目》的編寫工作,后三易其稿,歷時近20年,一直到萬曆六年(1578年)才最後完成。

《本草綱目》的編寫,是以唐慎微的《證類本草》為基礎,結合李時珍通過訪問、野外考察、查閱圖籍得來的新材料。根據新的分類標準,重新進行創作的。全書一共有50卷,190多萬字。全書又將藥物分為16部,62類。收載有1892種藥物,比以前增加了374種,又載入藥方11091個,這比以前醫書多了4倍,與此同時,書中還附有動植物插圖1110幅。

《本草綱目》具有極高的醫學價值。對前人的醫學成果,它既有修正,也有補充,從而使我國的醫藥學水平邁上了一個新台階。它還確立了新的按藥物的自然屬性進行分類方法。如將礦物性藥物分為水、火、土、金四部,動物性藥物分為蟲、鱗、介、禽、獸、人六部,植物性藥物分為草、谷、菜、果、木五部,部之下分有不同的類,類之下又細分為不同的種,做到了「物以類從,目隨綱舉」,「博而不繁,詳而有要」。同時,對藥物性能的說明,也做到了綱目有序、條理清楚。

由於《本草綱目》對藥物的分類是按藥物的自然屬性來進行劃分的,並且記載了許多動植物和礦物,因此它同時也是一本植物學、動物學和礦物學著作。李時珍以植物的特徵、形態、性能和生長環境等為標準進行分類的方法,比西方植物分類學創始人林耐在《自然系統》一書中提出的分類法,要早了150年。

萬曆二十四年(1596年),第一次在南京出版。萬曆三十四年(1606年)流傳到了日本,後來又傳入朝鮮以及歐洲各國,被譯為多種語言,對世界藥物學和植物學的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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