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什麼怕變老？

​​克萊爾·湯森德（Claire Townsend）描述老年是最終的種族隔離（譯註：指美國當年隔離黑人與白人）。在一個只重視「做什麼」或「擁有什麼」勝於重視「存有」的文化中，她的說法似乎很貼切。

我們想望有一份工作，過好的生活，有一棟房子、一輛車，有足夠的錢，還有股票和基金，有好的人際關係，有一定程度的知識水平。這些成為我們生活動力的中心。

那些不再能用上述的「想望」方式與現實世界打交道的人，就註定成為局外人。

這也可以用來解釋與義工相關的問題。雖然有許多老人已經透過辛苦工作獲得足夠養老的錢，然而一旦他們不能工作賺錢，仍然容易感到自己沒有價值。

他們常感到義務工作是次等行為。就像想打工賺錢的學生會拒絕當義工，喜歡做「真正有錢拿的工作」，許多老人覺得，當他們付出勞力而獲得報酬時，才是被社會接納的一員。

我們認識一位先生，他在40多歲之前存夠了錢就退休，如今在一間很大的市立醫院做義工，幫助那些不被人注意的求醫者。他的期望不是獲得更多，而是持續做一些有用的事情。對他而言，工作的價值不再是依照所得來評斷，我們可以看到許多類似的令人欽佩的義工表現。

但有件可悲的事實仍然存在：許多人開始感受到自己老了，因為職場人事制度上的安排，如強制退休，把他們排除到那個以做什麼、有什麼、得什麼來自我認定的群體的圈圈之外。

不再能加入這場「刺激的」競爭與比賽的人（在這種競爭中，人的價值淪為分數表上的數字），註定要經歷自己好像不再是普通人的過程。他們已經算不了什麼，成為這個社會悲慘的多餘之物，就像可憐的長途跑者，現在氣衰力竭。

莎倫·柯廷這位做老人工作的女青年特別說道：

我從工作經驗得知，視物質財富等同成功，把瘋狂的制約性消費者當作模範公民的文化，不會給老人什麼空間。他們過了有競爭力的年紀，已經退場。我們生活的文化擁抱所謂的「過氣人」的觀念。不再年輕就過氣了，被送到垃圾堆、敬老院和退休中心，直到「最終休息站」。

在西方世界，怕變老多半是怕不能活出周圍的人對你的期望。

他們希望你有生產力、有成就、有財富，並且守得住。因此，有些人因退休法令而被迫放棄擁有更多財富及權力的渴望，脫離了創造財富的陣營，就被人看扁了。他們雖被容忍，但不再被重視。

一個基本上強調圖利價值的社會，一般是不會尊重老年人的。因為真正看重長者，會破壞這種社會運作的優先順序。

當人的「存有」隸屬於他的「所有」，隔離的狀況就會發生。

這也就可以解釋為什麼少數權力在握的人，只能緊緊抓住他們的財富、權力、影響力而不放手，好避免被隔離的命運。他們選擇了壓迫者而非受迫者的角色。

我們看到，教會和社會裡那些有權勢的老人，如何焦慮地抓住過時的觀點和老舊習慣，因此阻礙了真正的成長和發展。我們不禁懷疑，他們抓住的，只不過是這個成功導向的世界所留給他們的、唯一可接受的自我認同模式。所以，他們跟那些相較之下不是那麼幸運的同齡人一樣，都是年老的受害者。

重要的是，我們要強調的是，隔離常常以不易察覺的形式發生。

孩子寫問候的信給祖父，但他們只是寫了他們認為祖父想聽的話。

年輕人拜訪老年人，但很少讓他們參與自己的生活，因為他們不想讓老人受到傷害、驚嚇或擾亂。

爭議避免了，但真相隱藏了，並且許多人性實情都被排除在外。

這些事情的發生都始自一些善意的做法，想要提供年老的父母、叔叔阿姨或者朋友一個安詳的晚年。但事實上，他們的生活不再像普通人，更空虛、更不真實。

不論是有意還是無意，他們被迫進入了選擇性溝通的牢籠中，使他們不能如實看見、如實明白、如實解讀他們所在的世界。

芙蘿麗妲·斯科特—麥斯威爾寫道：

我們活在自己製造的地獄邊境。我們的世界一直在變窄，而持續窄化就是持續的痛苦。朋友死了，其他的人搬離，有些人因身體太虛弱而無法接待我們，而我也虛弱得無法到他們那裡去。信件越來越少，因此我們容易住進自己塑造的世界里，成了隸屬沒有國界的「年老國」的公民。

在這裡我們要再附加一點說明：隔離，不論是公然或隱然的，常常因自我隔離的約束模式而強化。

我們往往很早就落入壁壘分明的思考與行為方式，使我們感覺安全並受到保護。自我封閉——自絕於得到新生活形態的可能性之外，就不必面對冒險和改變的挑戰。早在我們年邁之前，認知程度就已經開始衰退，因此當自我建構的舒適生活形態不再有用，我們很容易因他人的排斥而受傷。

因此，隔離是被社會排拒，尤有甚者，是自我排斥加強了隔離效應，成為老年人自覺無用、被晾在一邊的最重要的因素。

（摘自《與歲月和好：盧雲談變老這件事》，作者盧雲）

作者wechat:tikvah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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