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對《孫子兵法》的清醒批判

以《孫子兵法》為標誌，中國古典兵學充分自覺並迅速早熟，撇開政治經濟等因素，孤立地造設「詭詐」的邏輯對決和概念搏鬥並予以美文學的表述，成為兵家的理論嗜好。對此種傾向，極少有人提出批評、指出其中的弊端。荀子《議兵》一文，就是針對孫子的這種傾向進行批判的少數異端之一。

1關於「詐」與「仁」

「兵者詭道」、「兵以詐立」，「詭詐」是孫子兵法的靈魂。但在荀子看來，這恰恰是孫子的軟肋：「以桀詐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堯，譬之若以卵投石」；「武王之誅紂也，非以甲子之朝而後勝也，皆前行素修，此所謂仁義之師也。」二者的觀點如此不可調和，是因為他們的視角不同：孫子專註的，是抽象的戰爭，在這裡，一切都是概念化的，是高度的概括和邏輯推理，拖泥帶水的具體問題被丟在一旁。荀子看到的是具體的史例，鮮明生動，經驗教訓由此引申出來。視角不同直接影響了他們的目光深度：孫子看到的，無非是兩條腿行走的概念；荀子發現，在投入戰場之前，他們的日子過得很不一樣，有的受到關愛，有的受到虐待，所以他們愛憎分明，一有機會就表現出來，讓上司大吃一驚。例如商紂的士兵就曾臨陣倒戈，逼得他投火自焚。對此，孫子的做法是置之不理，以保持其理論高度；荀子則固執地認為，這是必須認真對待首先加以解決的問題。孫子的做法產生了近乎完美的駢體文：「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按照這種理論，兵法的終極結論其實不需要將這麼多反義詞對立起來，而只需要一句話：戰而勝之。在實踐中，孫子作為主將，曾經指揮吳軍連戰連勝攻克楚國都城，隨後吳國即陷入南對楚越北對齊晉的兩線作戰，終於亡國滅跡。荀子的固執使他能夠在秦國不可一世的時候準確地為它算了一卦：「此所謂末世之兵，未有本統（仁義）者也」；「兼并易能也，唯堅凝之難焉。」正如克勞塞維茨所說：「在想象中，出敵不意是非常引人入勝的，但在實行中，出敵不意卻多半因為整個機器的阻力而難以實現」，「而阻力大體上可以說是區別實際的戰爭和紙上的戰爭的唯一概念。」顯然，這種由社會問題產生的阻力並沒有納入孫子的匡算範圍，而荀子則充分關注它對孫子所謂詭詐的折扣作用，這就是他比孫子更有政治眼光的地方——當然，孫子的「詭詐」遇到荀子的「仁義」是要打折的，但也不會全不中用：世上有幾個敵對的政治實體懸殊到桀和堯的程度呢？通常它們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所以詭詐制勝論也就比仁義制勝論更有市場。

2關於「利」和「義」

孫子說「兵以利動」，譯成克勞塞維茨的話就是「一切行動的前提是，如果作為行動基礎的戰鬥真正發生的話，它必須是對我方有利的。」自然啦，有哪個將軍會傻到情願吃虧的程度呢？問題是，對軍事理論家來說，利與不利往往就是一組數字；對荀子而言，利與不利既非用兵的出發點，也不是絕對的，「兵者，所以禁暴除害，非爭奪也」；「以仁義之兵行於天下」。如果用兵不合道義，一時之利可能會轉化為深遠的危機。雙方誰更接近真理呢？後世有人總結吳國滅亡的教訓是「屢戰屢勝」，而這正是孫子（還有伍子胥）英明指揮的結果。

3關於權術和教化

孫子要求將帥要善於「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以便「若驅群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至。」（克勞塞維茨也主張防止下級軍官「越出常軌的亂想」）荀子則完全相反，他指出：「隆詐勢，尚功利，是漸（渙散）之也；禮義教化，是齊之也。」「詐」若遇到「齊」，就像用「錐刀」去攮「泰山」一樣，沒什麼效用。蒙蔽士卒耳目，在保證指揮官權威方面自有妙用，是老油子們的經驗之談，但決不是解決士氣等問題的根本辦法。教化可能見效很慢，一旦士卒由此形成共同的價值取向和榮辱觀，則可以從根本上增強凝聚力提高戰鬥力。麻煩的是，教化對教化者提出的道德要求是很高的，而且無一例外必須從改良內政著手，這對統治者來說太為難了，遠不如孫子的路數見效快。所以，孫子大受歡迎，荀子不受待見。

4關於「詭詐」的副作用

孫子在精心演繹他的詭詐計謀的時候，顯然沒有考慮它會不會溜出籠子的問題。荀子卻憂心忡忡：「其所以接下之百姓者，無禮義忠信」，「率用賞慶刑罰勢詐險扼其下，獲其功用而已矣。大寇則至，使之持危城則必畔，遇敵處戰則必北，勞苦煩辱則必奔，霍焉離耳」。千百年來，孫子的「詭詐」像《一千零一夜》故事中的那個魔鬼，從戰場這隻瓶子裡面逃逸出來，青煙瀰漫中國社會各個領域，爾虞我詐、誠信缺失，一出又一出厚顏無恥的鬧劇時時上演，從根本上銷毀了群體的凝聚力。於是，爛熟《孫子兵法》、擁有幾千萬甚至上億人口的中原王朝，竟打不過只有幾十萬人口且不知孫子為何物的游牧民族而屢屢被征服。這背後，《孫子兵法》究竟起了什麼作用呢？它在給我們智慧的同時，還塞給我們別的什麼玩意兒呢？

對陣孫子的詭詐制勝論，西漢名將霍去病的做法，比起荀子的批判，更讓孫子的信徒感到難堪。漢武帝曾想教霍「孫吳兵法」，竟然遭到拒絕：「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對此人們的看法是，霍去病太驕狂，竟然蔑視孫吳。但是，他們又想不出法子來掩蓋這樣的事實——霍去病是舉世無雙的軍事天才，他打敗了強盛時期的「天之驕子」匈奴人——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公元四世紀，一股被漢軍擊敗的匈奴潰軍竄入歐洲，就滅亡了東羅馬並迫使西羅馬帝國屈膝納貢！認真考察一下，霍去病的輕蔑是有原因的：孫子的「詭詐」亦即心理騙術，在對付中原人群時屢試不爽；但用來對付文化背景迥異因而心理特點不同的匈奴人時，就不那麼靈光了。更重要的是，在草原沙漠地帶與機動性極強的匈奴騎兵作戰，遭遇戰是主要形式，孫子那套玩意，還沒來得及施展，肉搏就開始了。這是鐵血的碰撞，是真正的力與力的較量，孫子四兩撥千斤的手藝，幹不了這種力氣活。

至此，歷史上終於有兩個人，荀子和霍去病，學者和戰將，從各自的角度，看透了孫子專註「詭詐」、忽視「仁」「力」的弊端。在普世的敬頌和膜拜中，這兩個人顯得格外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