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與缺乏常識的體制相處？讀《史記·伯夷列傳》有感

商朝末年，西伯侯姬昌病逝，未及殮葬，其子武王伐紂，國家政權第一次以武力的形式更替。伯夷、叔齊兄弟二人指責武王不孝、不仁，並採取了「不食周稷」的方式誓不與周朝合作，遂餓死於首陽山。

如同民主、法治之於當今社會，孝、仁也是商朝時期為上層社會所廣泛接受的基本常識。

面對缺乏常識，或者逆常識而動的體制和統治階級，伯夷、叔齊二人採取了十分激烈的方式去對抗。史官們對其行為的評價少見「固執」「頑固」，司馬遷認為其賢，歷代史官大多稱其義而大加讚賞。伯夷、叔齊真的應該配得這樣的榮耀嗎？

毫無疑問，時下的社會仍舊是一個常識匱乏的時代。將行動踐踏在價值底線上，將眼前利益置於無視常識的基礎上的現象，不勝枚舉。而作為生活在既有體制下的芸芸眾生，該如何與體制相處？

需要指出的是，體制從來都沒有完美過，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精明如唐太宗，猶有皇族掏空國庫之禍；聖明如康熙皇帝，仍有草菅人命；公權力強勢如當下，尚有層層腐敗難以根治，上級指揮下級難以似身之運手足；制度優如美國，也會出現辛普森案、人道危機等。

完美無瑕的社會有如鏡花水月，抑或就是人世不可觸及的天堂。

那麼，是否可以退而求其次？要知道，生我、育我的這片土地，始終是我們的根基所在。

事實上，一個硬幣的兩面總是同時存在。《道德經》云：「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矣。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盈，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恆也。」

矛盾的兩面永遠存在的情況下，唯有認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認清主流與支流，才能既不讓支流一葉障目，也不讓主流沖毀了對體制應當保有的警惕。

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伯夷們並不少見。文天祥寧死不仕於元朝，王夫之將反清復明大旗扛到死受到人們稱頌，

然而，與之採取不同態度的也大有人在。管仲降於齊桓公，遂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孔子為之點贊；魏徵降於唐太宗，遂成千古君臣佳話。

進還是退？是個問題。

當主流是對的時候，應該去最大限度控制不對的東西產生的負面影響；當主流是錯的時候，更應該主動作為，在可以騰挪的範圍內，盡量貢獻出自己的力量，去改變主流。

無論如何，退卻和逃避，都不是應該有的選項，如果說還堅持自己的信念的話。

孔子說：「三十而立」，我們在自己內心「立」的東西，源於整個民族的歷史積澱，能否堅持下去？傳承下去？故此，

忍辱負重、堅持不懈的入世心態，應該成為當代士大夫們的主流價值，也必將在歷史的長河中發揮其中流砥柱的作用。

誠然不能去苛責古人。

但試想：

如果伯夷主動協助武王，西周的老百姓是否生活會更好？文天祥如果入仕元朝是否會緩解該朝犯下的滔天罪行？王夫之如果與清朝合作是否會讓清朝的政治更加清明？

然而，歷史沒有如果，只有赤果果的現實。

我們常常將國家與政府混為一談，將老百姓的利益與執政階層的利益混淆在一起，必須明確的是忠於國家不等於忠於政府，忠於民族不等於忠於統治者。

如此看來，伯夷、叔齊棄天下大義於不顧，而成一己之私名，何賢之有？司馬遷說：「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如果該名與公義無關，又有何惜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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