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到底為人如何？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號半山，漢族，臨川（今江西撫州市臨川區）人，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改革家。

慶曆二年（1042年），王安石進士及第。歷任揚州簽判、鄞縣知縣、舒州通判等職，政績顯著。熙寧二年（1069年），任參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變法。因守舊派反對，熙寧七年（1074年）罷相。一年後，宋神宗再次起用，旋又罷相，退居江寧。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勢，新法皆廢，郁然病逝於鐘山（今江蘇南京），贈太傅。紹聖元年（1094年），獲謚「文」，故世稱王文公。

王安石潛心研究經學，著書立說，被譽為「通儒」，創「荊公新學」，促進宋代疑經變古學風的形成。哲學上，用「五行說」闡述宇宙生成，豐富和發展了中國古代樸素唯物主義思想；其哲學命題「新故相除」，把中國古代辯證法推到一個新的高度。

王安石在文學中具有突出成就。其散文論點鮮明、邏輯嚴密，有很強的說服力，充分發揮了古文的實際功用；短文簡潔峻切、短小精悍，名列「唐宋八大家」。其詩「學杜得其瘦硬」，擅長於說理與修辭，晚年詩風含蓄深沉、深婉不迫，以丰神遠韻的風格在北宋詩壇自成一家，世稱 「王荊公體」。有《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等存世。

軼事典故

拗相公

明末馮夢龍纂輯的《警世通言》，有《拗相公飲恨半山堂》，寫王安石變法失敗的事。王安石告老還鄉時，沿途所見所聞，都是百姓對變法的不滿和怨憤，因之抑鬱、悔恨而逝。文中寫道：「因他性子執拗，佛菩薩也勸他不轉，人皆呼為『拗相公』。」

三不足

「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這話並不是王安石所說，卻符合他的思想，因此，一般都將它歸到王安石名下。「天變不足畏」指的是對自然界的災異不必畏懼；「祖宗不足法」是指對前人制定的法規制度不應盲目效法，「人言不足恤」指的是對流言蜚語無需顧慮。後世對這三句話多加褒獎，認為它表達了一位改革家無所畏懼的精神態度。王安石正是以這種精神毅力來頂住一切壓力、排除一切阻力，堅定不移推行新法的。

清廉樸素

王安石做宰相的時候，兒媳婦家的親戚蕭公子到了京城，就去拜訪了王安石，王安石邀請他吃飯。第二天，蕭氏子穿盛裝前往，料想王安石一定會用盛宴招待他。過了中午，他覺得很餓，可是又不敢就這樣離開。又過了很久，王安石才下令入座，菜肴都沒準備。蕭公子心裡覺得很奇怪，喝了幾杯酒，才上了兩塊胡餅，再上了四份切成塊的肉，上飯後，旁邊只安置了菜羹罷了。蕭氏子很驕橫放縱，只吃胡餅中間的一小部分，把四邊都留下。王安石就把剩下的餅拿過來吃了，那個蕭公子很慚愧地告辭了。

不邇聲色

王安石任知制誥時，王安石的妻子吳氏，給王安石置一妾。那女子前去伺候王安石，王安石問：「你是誰？」女子說自己是「家欠官債、被迫賣身」而來。王安石聽罷，不僅沒收她為妾，還送錢給她，幫助她還清官債，使其夫婦破鏡重圓。

有人告訴王安石的夫人，說她丈夫喜歡吃鹿肉絲。在吃飯時他不吃別的菜，只把那盤鹿肉絲吃光了。夫人問，你們把鹿肉絲擺在了什麼地方？大家說，擺在他正前面。夫人第二天把菜的位置調換了一下，鹿肉絲放得離他最遠。結果，人們才發現，王安石只吃離他近的菜，桌子上照常擺著鹿肉絲，他竟完全不知道。

千錘百鍊

王安石作《泊船瓜洲》（京口瓜洲一水間，鐘山只隔數重山。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第三句最初寫作「春風又到江南岸」，覺得不好，後來改為「過」字，讀了幾遍，又嫌不好；又改為「入」字，然後又改為「滿」字，換了十多個字，最後才確定為「綠」字： 「春風又綠江南岸」。

囚首喪面

王安石不注意自己的飲食和儀錶，衣裳骯髒，鬚髮紛亂，儀錶邋遢，王安石的這些惡習眾所周知。蘇洵曾經描述王安石說：「衣臣虜之衣，食犬憊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

慶曆五年（1045年）三月，韓琦任揚州知府，王安石為簽判，成了韓琦的幕僚。王安石經常通宵達旦地讀書，因此當差的時候時多來不及洗漱裝扮。韓琦以為王安石夜夜尋歡作樂，就勸他不可荒廢讀書。王安石也不辯解，只是說韓公不能知我，後來韓琦才發現王安石非常有才華。

人物評價

參見詞條：王安石變法的相關評價

韓琦：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

曾公亮：上與介甫如一人，此乃天也。

唐介：安石好學而泥古，故論議迂闊，若使為政，必多所變更。安石果用，天下必困擾。

曾鞏：鞏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稱其文。

司馬光：人言安石姦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

黃庭堅：余嘗熟觀其（王安石）風度，真視富貴如浮雲，不溺於財利酒色，一世之偉人也。

張芸叟：王介甫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欲有尋繹，不可得矣。

楊時：今日之禍（金人圍京城，勤王之兵四集），實安石有以啟之。

朱熹：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為己任....（然）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於崇寧、宣和之際，而禍亂極矣。

陸九淵：公疇昔之學問，熙甯之事業，舉不遁乎使還之書。而排公者，或謂容悅，或謂迎合，或謂變其所守，或謂乖其所學，是尚得為知公者乎？英邁特往，不屑於流俗聲色利達之習，介然無毫毛得以入於其心，潔白之操，寒於冰霜，公之質也。掃俗學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術必為孔孟，勛績必為伊周，公之志也。不期人之知，而聲光燁奕，一時鉅公名賢，為之左次，公之得此，豈偶然哉。

朱光庭：昔王安石當國，惟以破壞祖宗法度為事，每於言路，多置私人，持寵養交，寖成大弊。

嚴有禧：惟王莽、王安石、賈似道三人力任為必可行，而皆以擾民致亂。

崔鶠：除異己之人，著《三經》之說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於大亂。

敖器之：荊公如鄧艾縋兵入蜀，要以險絕為功。

羅大經：國家一統之業，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

顏習齋：①荊公廉潔高尚，浩然有古人正己以正天下之意。及既出也，慨然欲堯舜三代其君。②且公之施為，亦彰彰有效矣。用薛向、張商英等治國用，用王韶、熊本等治兵，西滅吐蕃，南平洞蠻，奪夏人五十二砦，高麗來朝，宋幾振矣。

蔡上翔：荊公之時，國家全盛，熙河之捷，擴地數千里，開國百年以來所未有者。

蔡東藩：上有急功近名之主，斯下有矯情立異之臣。如神宗之於王安石是已。神宗第欲為唐太宗，而安石進之以堯、舜，神宗目安石為諸葛、魏徵，而安石竟以皋、夔、稷、契自況。試思急功近名之主，其有不為所惑乎？當時除吳奎、張方平、蘇洵外，如李師中者，嘗謂其必亂天下。新法非必不可行，安石非必不能行新法，誤在未審國情，獨執己見，但知理財之末跡，而未知理財之本原耳。當安石知鄞時，略行新法，邑人稱便，即嘵嘵然曰：「我宰天下有餘。」不知四海非一邑之小，執政非長吏之任也。天下方交相詬病，而安石愈覺自是，黜陟予奪，任所欲為。至若登州婦人一案，較諸斗鶉少年，尤關風化，同僚謂不宜減罪，而彼必欲減免之，蓋無非一矯情立異之見耳。夫朝廷舉措，關係天下安危，而顧可以矯情立異行之乎？我姑勿論安石之法，已先當誅安石之心。

梁啟超：①若乃於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當之矣。悠悠千年，間生偉人，此國史之光，而國民所當買絲以綉，鑄金以祀也。距公之後，垂千年矣，此千年中，國民之視公何如，吾每讀宋史，未嘗不廢書而慟也。②以不世出之傑，而蒙天下之詬，易世而未之湔者，在泰西則有克林威爾，而在吾國則荊公。

列寧：王安石是中國十一世紀時的改革家，實行土地國有未成。

呂思勉：王安石的變法，舊史痛加詆毀，近來的史家，又有曲為辯護的，其實都未免有偏。王安石所行的政事，都是不錯的。但行政有一要義，即所行之事，必須要達到目的，因此所引起的弊竇，必須減至極少。若弊竇在所不免，而目的仍不能達，就不免徒滋紛擾了。安石所行的政事，不能說他全無功效，然因此而引起的弊端極大，則亦不容為諱。

毛澤東：（王安石）可謂有專門之學者矣，而卒以敗者，無通識，並不周知社會之故，而行不適之策也。

黃仁宇：王安石能在今日引起中外學者的興趣，端在他的經濟思想和我們的眼光接近。他的所謂「新法」，要不外將財政稅收大規模的商業化。他與司馬光爭論時，提出「不加賦而國用足」的理論，其方針乃是先用官僚資本刺激商品的生產與流通。如果經濟的額量擴大，則稅率不變，國庫的總收入仍可以增加。這也是現代國家理財者所共信的原則，只是執行於11世紀的北宋，則不合實際。

余英時：神宗與王安石共定國是以後，皇帝事實上已與以宰相為首的執政派聯成一黨，不復具有超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