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政的「德治」包裝

東周諸國面對秦軍勢的崛起，曾經有「秦暴」的說法。

這是不是敵對政治力量的沒有根據的惡意攻擊呢?

似乎並不完全是。

漢世以來的歷代史家評價秦政，也往往批判其「暴虐」。

自兩漢以後，秦王朝的歷史形象，其實已經定格於「暴政」。

但是我們在考察秦政治史時可以看到，秦王朝的當政者在推行暴政的同時，則以「德政」為標榜。在「秦暴」批判的對立面，我們看到「秦德」的宣傳。

賈山《至言》寫道：秦始皇自稱始皇帝，其次稱二世皇帝，希望能夠以一至萬，「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

秦王朝「秦德」宣傳之突出實例之一，就是秦始皇東巡時在各地刻石，往往直接寫作「誦功德」，「誦皇帝功德」，「稱成功聖德」，「立石刻頌秦德」等。例如在琅邪刻石中，「德」字就出現了四次。

秦王朝執政者自以為得意的「功德」，首先在於結束了戰爭狀態，實現了和平安定。這就是所謂「威德」、「武德」。總結秦實現統一的歷史意義，從我們民族文化發展的總體趨勢評價，確實應當肯定其「威德」「自上古不及」，然面秦王朝行政的特徵，則與儒學理想的「德治」相距甚遠。

這正如賈誼《過秦論》中所指出的，由於沒有認識到攻和守其勢不同，取與守，應當採取不同的方法，以致在實現統一之後沒有能夠及時實現政策調整，最終不免敗亡。

據後來的政論家分析，秦王朝其實有兩次可以切實推行「德治」的機會。一次是在秦實現統一之後。另一次是在秦始皇去世，秦二世繼位之後。

但是政論家對於秦行「德政」的可能性的分析，只是一種假設。這種假設在歷史的實際中必然成為泡影，是因秦政治文化的特定的固有傳統和時代條件所決定的。

在先秦時代，「德治」思想是源起於東方的具有先進意義的比較成熟的政治思想。秦定都雍城的君主是秦德公，其在位時間為公元前677年至公元前676年。以「德」為謚，說明秦的主體政治思想與東方諸國的共同之處。據《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和《六國年表》，春秋戰國時代列國君主中以「德」為名號者僅此一例。足見秦國上層政治人士對「德」的傾心。

秦孝公下令國中，回顧秦穆公事業，有「修德行武」語。

分析活躍於秦政壇的政治評論家和政治實踐家的言論，如趙良、蔡澤、李斯等，都曾經強調過「德」的意義。可見「德」的觀念在秦國是有一定的影響的。

商鞅勸說秦孝公推行變法，也曾經以「至德」作為宣傳。不過，他又明確說道：秦的「德」和殷周的「德」，是不可以相提並論的。

在戰國時期與西漢時期之間，政治觀念史存在秦王朝統治時期這一重要的中間環節。「德治」思想在這一環節中，發生了顯著的歷史變化。這一變化，是有重要文化意義的。

考察對於秦政形成顯著影響的歷史文獻，以「德」字的出現頻率計，《商君書》十四見，《韓非子》一百一十八見，《呂氏春秋》一百一十三見。可見，「德」這一成為東方地區文化熱點的政論命題，在秦國也是逐漸受到重視的。

不過，秦地通行的「德」的政治文化內容，確與東方存在著差異。例如《商君書》中有關「德」的論述，表現出對於「德」的崇拜的某種保留。《韓非子》中對「德」的理解，也與儒學正統宣傳明顯不同。《呂氏春秋·論威》還提出了「凶德」之說，認為與「義兵」相聯繫的「凶德」，也具有正義的性質。

和秦政有關的「德」的理念，其實在某種意義上豐富了傳統「德」的學說，在中國「德治」史和「德治」思想史上，具有特殊的意義。作為「德治」思想的歷史中繼，影響秦政的「德」的觀念雖然與其東方起源有所變異，在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上仍然具有值得重視的文化價值。

「秦德」的宣傳和「秦暴」的實際，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考察中國歷史文化，應當穿破表面透視其真質。分析涉及政治文化的現象更是如此。正如魯迅所說的，歷史上「人的言行」，在明處和暗處，「常常顯得兩樣」，古來帝王們炫示「德治」的種種政冶宣傳，其實往往是「黑暗的裝飾」，「是人肉醬缸上的金蓋，是鬼臉上的雪花膏。」秦王朝作為第一個「大一統」的專制主義政權，因「秦德」宣傳所肇始的政治虛榮、政治偽裝、政治欺騙的風氣，傳遞千百年而成為一種傳統。

回顧歷史，一些距離理想的「德」十分遙遠的暴虐的帝王、昏庸的帝王、荒淫的帝王，都不願意捨棄「德」的旗幟。即使是專制時代的「英德之主」、「聖德之主」，在接近真正意義的德政之外，仍然多有有意誇飾的「德」的宣傳。所謂「德治」，長期成為千百年來封建專制制度的一種「仁慈的」政治文化的包裝。而影響政治全局的這種現象，可以說是起始於秦王朝專制主義體制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