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肅臨夏唐汪社會史專題研究：多元民族文化中的唐汪唐姓姓氏考察
唐汪，顧名思義，就是因唐、汪兩姓氏結合而形成的地名。其位於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東鄉族自治縣，東西長約10公里，南北寬約5公里，總面積為46平方公里。因其在洮河下游谷地，境內群山環抱，地勢平坦，故也被稱作「唐汪川」。除了唐姓、汪姓外，唐汪還有張、馬、趙、楊、董、何、李、黎、妥等姓氏。在唐汪所有姓氏中，唐姓比例最高。唐汪總人口為14107人，五個唐姓村總人口為6710人，約佔全鎮人口的48%。[1]由於唐汪地處青藏高原和黃土高原的交接地帶，居住著漢、回、東鄉、藏等多個民族，受到伊斯蘭、佛、道等多種宗教的影響，由此孕育了其獨特的歷史文化和人文景觀。唐汪姓氏源流變遷反映了民族關係、宗教結構、社會生活等內容，值得深人研究。
就唐姓源流問題，馬兆熙、唐士明在《東鄉唐汪川唐氏源流》一文中已做了梳理，並提出三種觀點：退役落戶說、移民屯邊說、犯法充發說。這三種觀點雖不盡相同，但在唐姓定居唐汪川的初始時間上基本一致，即元末明初。[2]在本文中，筆者結合田野訪談資料以及考古資料，試圖對這一問題做一補充性的探討。
1、唐姓與白馬將軍的傳說：共同宗廟的構建
唐姓是唐汪最大姓氏，但該姓何時到達唐汪，史籍闕如，無從討考。民間口碑材料和傳說或許能提供一定的線索。在照壁山村有一座唐氏宗祠，當地人稱作「唐氏老莊」，但一般口頭上叫做「老祖廟」或「老先先廟」。廟內碑誌[3]稱，該宗祠是甘肅省境內唐氏家族共同信仰和祭祀的公共神廟。
相傳此宗祠始建於元代，並在歷史上曾多次維修翻建。1929年(民國十八年)被燒毀，1946年重建大殿，在1966年破「四舊」中再次被毀。現在的大殿是1986年重建的。廟院一進五院：照壁、三花門、山門、過廳、大殿、后沐。廟內大殿里供奉著佛祖孔雀明王寶貝佛、唐氏宗神白馬顯德將軍、唐氏門中先祖牌位和唐氏祖輩排錄。其中「白馬顯德將軍」據說就是唐汪唐氏的第一位先祖，被當地的漢族供奉為祖神。相傳白馬將軍祖籍四川，名字也不可考，是元代駐守蘭州華林坪的一位參將。白馬將軍告老后還鄉時路經唐汪，發現此地水草豐茂，松杉滿山，榆杏遍川，於是就定居於此。
筆者在唐汪做田野調査時，塔石溝村的一位老者如此說：
我們唐汪，一個是唐家，一個是汪家。唐家人來著已經將近700年了。我們唐家是元朝社會時來哈的。來的時候，這裡全部是林棵(意為樹林，筆者注)，我們來了種地，保護唐家的是老祖爺，叫白馬將軍。就是那個老祖廟……現在的話來說，老祖爺是團級幹部。保我們唐家人。後來我們信仰了(老祖爺)。[4]
此段話是唐姓漢族對白馬將軍傳說的歷史記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現今，唐姓回族、東鄉族儘管不參加老祖廟的任何直接祭奠活動，但對共同祖先的歷史記憶中，與唐姓漢族是一致的。胡浪村的TGX說：
以前我們這地方不叫唐汪川，叫唐家川。照壁山那個老祖廟裡供的就是唐家人的先人，據說叫白馬將軍。汪家人是以後遷來的。在我們小的時候，解放前，我們和下面的人還走動著，下面老祖廟裡有事，我們這邊的人還去。後來，就慢慢淡了，不走動了。[5]
這與塔石溝村說法是一致的。關於白馬將軍的故事，除了村民口耳相傳之外，還有文字保留在唐姓回族人唐漢卿所撰家譜中，此人被當地人稱為老秀才，曾任唐汪回民小學的校長以及教務主任。現已過世多年。《漢卿家譜》稱：
我們唐姓家族的祖先，原屬四川省人，早在元末明初，唐姓這個人當時是一員元朝末年的兵卒小頭領，職銜「白馬將軍」，駐守華林城(指蘭州市華林坪，筆者注)，到了晚年退伍后，因多年當兵，可能和家鄉失去了聯繫，所以退伍時，主動要求就地落戶，結果他選擇洮河匯入黃河盡頭的地方「八眉山」麓(指吧咪山，筆者注)，洮河之濱，河谷峽地「地灘寺」落戶。[6]
儘管該家譜撰修時間晚，亦缺乏可信度，但如果將《家譜》中的「元末明初」從朱元璋1368年建立政權算起，距今有650多年的歷史。這和前文中塔石溝漢族老人所說「700年」也基本一致。所以，根據現有的材料來看，唐姓遷居到唐汪的時間大致在元末明初，或明中葉。
馬鶴天[7]在護送班禪人藏時路經唐汪川，並有如下描述：
據談唐汪川原名唐家集，當時僅有唐姓一族，原籍四川柳樹庄人，在元忽必烈時為參將。其時此地為番民所居，元軍逐之，唐參將遂流寓此間，子孫繁衍，日益眾多，現傳至十四代。[8]
顯然，馬鶴天的筆記中所稱元忽必烈時的參將應和唐姓傳說中所指的「白馬將軍」有一定的聯繫。
上材料似乎有些單薄，甚至相互矛盾，但唐姓氏族對祖先的記憶總是熱切而真誠的。因此無論歷史的祖先多麼遙遠而模糊，但共同認可的廟堂——唐氏老莊，將歷史和現實，祖先與記憶，過去與將來緊緊捆綁在一起，祭拜祖先的縷縷香煙中，將唐氏宗族凝結一起。儘管歲月流年，各有奉教，但唐姓宗族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祭奠自己的先祖，血脈相承的過去在神堂中延續。
2唐姓與排行字輩問題：倫理文化的承載
唐汪是一個回族、東鄉族占人口的60%，漢族約佔40%的鄉村。這裡和西北地區的回族等穆斯林村寨根本不同。原因在於無論是唐汪的大姓唐姓、汪姓，還是張姓、趙姓儘管是不同的民族、信仰不同的宗教，但歷史上同姓氏都是有共同的祖先，也就是說曾經是同一個民族。我們在田野調查中，接觸到的不同信仰、民族的同姓者，直到今天都承認這一事實。而論字排輩就是中國傳統儒家倫理文化的一部分。唐汪無論回漢、不同信仰，同姓者常常在重要場合，或社會禮儀交往中，同姓都是要論輩分的。輩分是長幼有序的文化標誌，不可隨意逾越的，要相互遵守的。而字輩就是對輩分的口頭或書面的承認，也就是表示家族輩的字，也稱派號。字輩命名是中國姓名文化中種常見的取名方式。唐汪唐姓也不例外，是以字輩命名的，說到每個字輩時，無論回漢的唐姓人很清楚自己所處的位置，所扮演的社會角色。因此直到今天保留唐姓字輩的資料，並且以鄉規民約或者家譜的形式保存下來。這些材料都是我們田野調查的材料，是第一手的文獻，有的是首次發現。
1、照壁山《唐氏門中氏族排行碑錄》，俗稱《唐氏老莊碑》，內容錄如下：
當聞古人有言，子之有父，父又有父，父父無始。父之有子，子又有子，子子無終，人之有論，木之有本，水之有源也。欲族之旺，必正其論，欲木之茂，必固其根，欲流之遠必根其源也。我唐氏族中排行自從千、斗、豈、洪、得、壽、敬、尊、汗、正、自、成、有、萬、增(文)、玉(國)、士(占)，以下已告結。前有族中秀才唐曉霞、唐明如、唐曉泉等人不忍亂倫，經取定排行文字二十八輩排列曉倫，計開：致、仲、和、學、勤、尚、廉、廣、進、修、祖、德、施、延、剛、宗、禮、少、述、民、澤、開、富、源、承、啟、昌、繁，存於唐氏老莊祖神廟。
內容和《照壁山唐氏老莊碑誌》差不多相同的《唐氏排行》抄件(見照片)，為了保持資料的完整性，也錄如下：
嘗聞古人有言：子之有父，父又有父，父父無始，父之有子，子之有子，子子無終， 人之有倫，木之有本，水之有源也，欲族之旺，必正其倫，欲木之茂，必固其本，欲流之遠，必溯(?)其源也。
我唐氏族中排行自從得、壽、敬、尊、漢、正、自、成、有、萬、增(文)、國(玉)、占(士)，以下已經告結，前有族中紳士唐曉霞、唐明如、唐小泉等人，不忍亂倫，經取定排行文字二十八輩，牌列曉(諭?)，在十年動亂中，此牌遺失，無從稽考。現從外地找到了牌行原文，茲列錄於後，按此論輩可也。
計開：
致仲和學勤尚廉廣進修祖德施延剛宗禮少述民澤開富源承啟昌繁
審校者：
唐國雲 唐國謙(?) 唐國佐 唐文仁 唐萬榮 唐文先 唐國壽 唐國強 唐國泰 唐致清 唐致才 唐士照(?) 唐占林 唐占鰲 唐紹寬 唐占才
歲次丙寅一九八六年仲秋 唐士英 撰序敬書[9]
這兩份文件寓意都在確定人倫序位，子孫昌盛，如錄文所說：「當聞古人有言，子之有父，父又有父，父父無始。父之有子，子又有子，子子無終，人之有論，木之有本，水之有源也。欲族之旺，必正其論，欲木之茂，必固其根，欲流之遠必根其源也。」反映了濃郁的儒家倫理思想和生計觀。但就兩份文件前半部分所說來看，《照壁山唐氏老莊碑誌》有17代排行字輩，而《唐氏排行》更少，只有13代。中間必有缺文，或者此文件為後人憑記憶補訂，遺漏較多。後來以由於「下已經告結」，於是「前有族中秀才唐曉霞、唐明如、唐曉泉等人不忍亂倫，經取定排行文字二十八輩排列曉倫」。說明制定這個字輩時，到了或者接近「占」字輩。我們在田野調查中了解到現在輩分最高的是「萬」字輩，最小的「和」字輩，年歲相差約在8010歲，但字輩很大程度上是人倫次序，非實際的年歲差別。很可能晚字輩的人歲數比前字輩的人歲數大，所謂輩分小之故。但字輩大致也能反映每代之間相差歲數，一般年歲在18 — 25歲之間。從第一份文件唐姓字輩「千」字輩算起，至「學」字輩，也只有21代，如果每代以20年計算，也只有400多年。大致到了明末，這與《漢卿家譜》所記[10]和田野口碑資料有出人。這與傳說的白馬將軍之間有200年多年的差距。但在清初中葉，唐姓就已生活於唐汪，且有明確的文獻記載，主要存於石窟題記、碑記。
2、紅塔寺石窟《西方聖境》題記。
在2009年8月11日，筆者對紅塔寺石窟進行了實地勘察，發現了大量石窟內的壁畫。[11]在洞窟內的上有一處題記，內容如下：
西方聖境：願主唐守宰募化親眷，唐氏子趙伏成，消今生之罪，□[12]種來世之因果，思地獄口發，發菩提心，心成就諸佛，菩薩金像，保佑土大時中，吉祥如意，萬事亨通。大清康熙癸丑年八月十三日開光
題記中提到了「願主唐守宰」，時間是清康熙癸丑年(1673)八月十三日，此處「守」字與前文的字輩中的「壽」應是通假字，或是同音異寫。這段題記中的唐守宰(在)在乾隆年間造的洪塔寺(紅塔寺)《洪塔寺募化施捨常住記碑》碑記中出現過，可相印證。從「唐守宰募化親眷」等文字推斷，願主唐守宰當為一家之主，年齡約50歲左右。按50歲計，他的出生年份大致為1623年左右，為明朝天啟年間人。如果按照100年5代人計算，從唐守宰往上再推5代，即得、洪、豈、斗、千，到「千」字輩，即1523年，為明世宗嘉靖二年。按照《漢卿家譜》和口述史等材料來看，白馬將軍是元末明初的人，與唐姓「千」字輩之間至少相差150多年。但是這中斷的150多年間，唐姓的情況如何，有待以後進一步研究。
3、《洪塔寺募化施捨常住記碑》，錄文如下：
洮河古為抱罕地。境內不少名剎，而洪塔寺為最者。創自前代而建修者則在康熙十三年。里人唐守在之功德。為□□□□問彌勒世尊暨阿難迦葉乃天成也。古洞幽邃，高塔崢嶸，郭公題其誠一方之勝概雲。康熙丁百間功德楊朝隆、唐進臣、汪加琮、唐志祥諸人於瞻拜之際，度其規模法敞，增建大殿於□□。雍正二年，功德唐玉祥、唐宗乾、唐宗訓又建獻層樓。乾隆元年，功德唐進舉、趙伏侯重建中殿。□之舊制，令人改觀焉。乾隆二十三年，功德唐宗真、唐宗卜、唐宗林、董邦選、範文寶又見懸崖幽致，遂修觀音閣於其上焉。山勢林木蓊口，貽彷彿落伽之地。是寺也，傍山而禽鳥參禪，近水而魚龍聽法，遊人隨喜而不忍去。高僧至止而願高樓，此所以甲於洮河之諸剎也。但富於煙火而疏於供養。寺終將湮焉。茲於康熙四十四年而施田地為香煙資者。則功德唐有敖，唐守宜等一戶四漢之力也。雍正九年，施以山門外地一垧有半，而為眾僧常住者，則唐宗漢之力也。厥從施以糧供而為殿內香口者，則唐漢龍、唐漢法、唐漢寧等之力焉。乾隆三十一年，施大頭水而秉為常住者，則唐宗奎、唐奉祥、唐宗瓚、唐漢法、唐正喜一戶四漢之力。為會值四月初，乃口口玉宮太子悉蓮□□降生之日也。正收心弟子唐漢智募化□信，施捨糧資，共登善果，亦足以媲美前人焉。故勒之於石，以垂□雲。[13]
上川一廟唐宗政、唐宗孝、唐漢忙、唐汗左、唐汗□、唐汗達、楊啟明、唐汗朝、唐漢玉、楊伏才、唐汗善、唐汗功共施口一十四千四百文；唐汗寧、白氏子□□□□□□□□唐自玉、唐自海、唐自倫、唐自林、趙□□、□□□、唐自□、趙世宗、唐自音、共施常住十千八百文；唐汗為、唐汗臣、唐自言施口一千八百四十文；眾人施□□□□□□□□□□□□唐洪祥、唐近□、唐近戶、唐近□、□□□、□□□、唐伏善、唐伏臣、唐伏保、唐伏林、唐汗照、唐汗樹、唐汗禮、唐漢洛、唐汗成、唐汗卜、唐正洪、唐正材、□□□、□□□、□□□舍施常住口二十四千文；一二□□□、□□□□二千三百四十文；唐自成施口一千二百文； □□□□□□□□□□□□馮氏子□□□□□□常住□四千二百文；唐斗仰子、唐豈浩施□一千六百八十文；唐伏雲、張氏口一千八百文；唐伏江、唐伏明、唐伏□、唐千印、唐汗伸、唐汗才、唐汗□、唐汗□、唐汗政、唐漢貴、唐漢歲、唐漢玉、唐豈歲、唐豈才、唐豈文共施常住□—十四千文； □□□、□□□、唐□□□二千四百文；唐豈虎、朱氏施□一串八百文； □□□□□氏共施□二千四百文；丙庄善男信女共宗施常住□九千六百八十文；唐豈庄□一千二百文； □□□、□□□、□□□□善男信女董氏喜施常住□□□□□； □□子唐色明、唐福壽、王氏共施常住□六千文。
釋迦文佛降生四月初八，統領□□□□□□□□□□唐漢知、張氏共施常住口一十二千文； □□子唐乞龍、唐對、王氏田氏共□一十二千文；孫唐□□、□□□常住□一千二百文……[14]
中華唐氏甘肅省白銀市宗親會第三屆代表大會勝利召開
結合上述材料，現分析如下：
1)碑記中出現的唐氏宗親有唐守在(唐守宰)、唐進臣、唐志祥、唐玉祥、唐宗乾、唐宗訓、唐進舉、唐宗真、唐宗卜、唐宗林、唐有敖，唐守宜、唐宗漢、唐漢龍、唐漢法、唐漢寧、唐宗奎、唐奉祥、唐宗瓚、唐漢法、唐正喜、唐漢智、唐宗政、唐宗孝、唐漢忙、唐汗左、唐汗□、唐汗達、唐汗朝、唐漢玉、唐汗善、唐汗功、唐汗寧、唐自玉、唐自海、唐自倫、唐自林、唐洪祥、唐近□、唐近戶、唐近□、唐伏善、唐伏臣、唐伏保、唐伏林、唐汗照、唐汗樹、唐汗禮、唐漢洛、唐汗成、唐汗卜、唐正洪、唐正材、唐自成、唐斗仰子、唐豈浩、唐伏雲、唐伏江、唐伏明、唐伏□、唐千印、唐汗伸、唐汗才、唐汗□、唐汗□、唐汗政、唐漢貴、唐漢歲、唐漢玉、唐豈歲、唐豈才、唐豈文、唐□□、唐豈虎、唐豈庄、唐豈明、唐福壽、唐漢知、唐豈龍、唐豈對、唐□□等名稱。從碑文中可知，其活動的時間是從1673年(康熙十二年)到1766年(乾隆三十一年)，有93年之久，大致在一個人最大享受年歲；按輩分計算大約五代，應該出現五個排行字輩。碑文中出現了守、進、志、玉、宗、有、漢(汗)、奉、正、豈、自、伏、斗、千、福等字，有些出現很有規律，其中如守、宗、漢(汗)、豈、自、千、進、伏等字，應是字輩，大致是8個字輩，按輩分計算約有160年，和碑文中的時間跨度相差60年左右。這反映了字輩大致所跨的時間長度。再查《唐氏老莊碑》碑文，其中也有斗、豈、壽、敬、尊、汗、正等字輩。有些字輩如「伏」在《唐氏老莊碑》中沒有出現，有些同音不同字，如「汗」與「漢」、「守」與「壽」；有些不同韻如「進」與「敬」，「宗」與"尊」，出現這些現象和西北人的發音習慣有關，發音過程中常前鼻音和后鼻音不區分，有時也不嚴格區別聲調，加之書寫者是按照口述者的音讀書寫的，因此造成了上述同音不同字或同聲母不同韻的現象。但比對后發現，這些漢字可以比較整齊的對接，絕不是偶然的巧合，應該是字輩在文獻中的反映。這種唐姓字輩排行在乾隆年回民起義文獻中也有體現：參加義軍的唐姓人有：唐德成、唐蘇麻亨、唐復有、[15]唐正宗、唐宗弟。[16]唐正宗供出的23人應該多是唐姓。
另外，在《續修導河縣誌》中，也可見到很多與唐汪唐姓字輩相同的唐姓名字：
唐隸華，字萼生，唐汪川歲貢生。性沈謹，博學多能，旁通歧黃堪輿之術，有貧不能延醫者，不邀輒往，不憚煩，亦不索酬，為人卜葬地，則曰：陰地不如心地，祗求風水無傷而已。識者以為至言。[17]
《續志》對唐隸華的情況有詳細記載，能夠確定他雖是唐汪唐姓人。另外，從《忠節條》的《殉難錄》中也能找到一些唐姓的名字：
唐海昌 唐萬興 唐增旺 唐仲彥 唐仲英 唐福祿 唐英保 唐炳 唐大澤 唐哈才 唐學年 唐有錄 唐五十三 唐仲科 唐永喜 唐永銀 唐合得 唐隨哇 唐尕三 唐客哇 唐六十五 唐春哇 唐順成[18]
這些名字中，有些和唐汪唐姓的字輩重合，比如唐萬興、唐增旺、唐學年都可與唐氏老莊的碑誌和《洪塔寺募化施捨常住記碑》相印證，應該說，這不純粹是巧合。至於這裡的「唐仲彥、唐仲英」是不是唐姓中的「仲」字輩，不太好下定論。因為唐汪唐姓的「仲」字輩出現大致是在20世紀中期，這裡所列的陣亡者是在嘉慶初年，前後相差將近200年。
2)這裡需要注意的問題有兩個：一是民間記憶是通過口耳相傳的，其準確性大打折扣。於是出現了與文獻看到的字輩不一致的現象，甚至中間缺了一些字輩，但大致還是可信的。二是排行字輩是確定輩分長幼的倫理性依據，由此確定長幼關係，但絕不是確定年齡大小的依據。所以碑記中「宗」字輩活動的時間比較久，從雍正二年(1722)到乾隆三十一年(1766)。因此可以推測，同一字輩的人可能延續100年左右。
3)《洪塔寺募化施捨常住記碑》中的「唐守在」和洞窟壁畫題記中的「唐守宰」應該是同一個人，「在」和「宰」應屬筆誤，或同音異字。這個推論有兩個理由：一是這個人的字輩為「守」；二是兩段材料所記述的時間大致一致，「康熙癸丑年」為康熙十二年，即1673年，與《洪塔寺募化施捨常住記碑》記載的「康熙十三年」相差一年，這當屬記錄造成的出人，應以壁畫題記「康熙癸丑年」也即1673年為準。
3唐姓與宗教變遷：信仰分化中的認同
《洪塔寺募化施捨常住記碑》碑文中特別提到了「上川」和廟宇。唐汪是沿著洮河西岸或南岸分佈的狹長地帶，以照壁山為界，上半部習慣上被稱為「上川」；下半部為習慣上被稱作「下川」。[19]
唐汪唐姓分佈於唐汪鎮西，從東向西依次是唐家村、胡浪村、照壁山村、塔石溝村和白咀村。[20]其中，唐家村和胡浪村毗連照壁山、塔石溝、白咀三村合稱「三合」。唐家村是一個純伊斯蘭化了的唐姓村，只有東鄉族和回族，沒有漢族；胡浪村是個過渡帶，漢族、回族、東鄉族混居；而照壁山、塔石溝和白咀三個村為純漢族聚居村，其中以唐姓漢族占絕對優勢。就這種居住格局形成的原因，《漢卿家譜》這樣解釋：
他(指唐祖，即「白馬將軍」，筆者注)生有三子，就是以後所設的大房頭、二房頭、三房頭。其中二房頭，也就是他的第二個兒子，成家後為了日常生活道路上的追求，逐漸脫離了原有家庭範圍來到上川，大房頭和三房頭住在下川。[21]
從《漢卿家譜》到當地的口碑材料中都可知，唐汪川唐姓在起初是漢族。有意思的是，唐姓中的回族是如何形成的，值得一探。據有關史料記載，至少從乾隆年間，這裡的唐姓已經信仰了伊斯蘭教：
至洪濟橋、唐家川等處回民素與馬明心、蘇四十三潛通，膽敢扎筏偷渡賊匪，實為罪大惡極。[22]
如訊出各該處果有從逆回民，即行一帶查辦，至洪濟橋、唐家川等處從逆回民於四月初旬自蘭州竄回，被士兵剿殺及淹斃者二百餘名，現在該處所有新教餘黨諒已無多。[23]
查辦理賊匪餘黨一事，其洪濟橋、唐家川等處從逆回民陸續搜捕剿殺已有五百餘名，縱有餘孽，已屬無多。
戰亂也可能是改宗的一個原因。塔石溝村的一位漢族長者說：
回回反的時候說隨(改教，筆者注)是不殺，不隨是殺哩，恁是跑的跑了，隨的隨了。沒辦法。刀架到脖子上你也沒辦法，就隨了唄。我們這裡還有念成阿訇的，爾林[24]還好地很。後來我們墳挖開時，就埋匝(墳墓，筆者注)像哩，沒棺材。按照回回(回族)著送哈地。[25]
馬鶴天也曾對唐姓回族的形成也做過論述：
因歷代回亂，每被殘殺，人口漸少，未死者為免禍計多加入回教，自稱回民。現在本鎮之唐姓，固十之八九為回民，而在下川之同一唐族，則大半為漢民，論行輩尚依然未亂。[26]
這些史料反映了在乾隆時代唐家川唐姓人巳經信仰了伊斯蘭教。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改教就是改宗，也改變民族。信仰了伊斯蘭教自然在文化屬性上成為了另外一個民族，實際上仍是同一祖先。這樣同姓但不同教，於是出現了信仰伊斯蘭教的回族唐姓。
文化的變遷並沒有改變對唐姓共同祖先的認同。這可以從田野調査的材料中得到反映，直到今天唐汪唐姓無論回族還是漢族都互相承認字輩，而且長幼有序，無論回漢，晚輩見了同姓長輩是極其尊敬的，沒有因宗教的差別而有所差異。
現今，唐姓回族已經不參加任何祭拜祖廟的活動，不過，也有人間接地為祖廟捐錢捐物，以示對祖先的紀念。[27]但是在歷史上並非如此，而是參加祭拜活動的。這可以從田野訪談中得到印證。胡浪村的TGX說：
我們小的時候，照壁山有我們的唐氏宗祠「老太太廟」。我們這邊的人還到廟裡去。我們不能拜，但是過去的時候要拉羊、蒸素盤。去的人是我們回回中的頭面人物。(這個現象)在清朝末年到民國時期一直都有。到後來大家覺得和宗教有衝突，所以慢慢地就不去了。解放以後就停止了。在下三庄和我們交界的地方，我們老回回置辦了一塊地，叫「香煙地」，在紅塔寺附近，大約三四畝地，貢獻給宗祠。我們小時候還在香煙地勞動過。在生產隊的時候我們還叫「香煙地"。[28]
這段口碑材料至少反映了兩個方面的情形：一是1949年前唐姓「回回」是參加祖廟祭拜的，雖沒有行祭拜之禮，但會攜帶供品；二是1949年後由於宗教方面的原因，停止這種祭拜活動。口述材料中所說的「和宗教有衝突」值得細究。
從伊斯蘭教的角度而言，禁止包括祖先崇拜在內的任何形式的偶像崇拜。《古蘭經》對此有明確的規定。阪依伊斯蘭教、遵從伊斯蘭教生活方式的這部分唐姓人，由於宗教上的差異，在同一個姓氏之間以宗教信仰為界劃分出兩種人群，即保持原先傳統的佛道信仰的唐姓人和改信伊斯蘭信仰的唐姓人。唐姓中皈依伊斯蘭教的這部分人，在其民族身份上，更準確地說，在深層的民族心理認同界限上，始終是模糊不清的。他們的文化傳統中還保留了相當多的漢文化因素。起初參加祭拜祖廟的活動就是其中之一，而改變這種傳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從心理上他們認同唐氏先祖。在清代有關回族文獻中有很多詆毀穆斯林的言語，其中一條就是「逆回不敬天地，不敬祖先」。在漢文化的傳統中，「慎終追遠」始終是極為重要的一件事，不祭祀祖先是大逆不道的。所以，皈依伊斯蘭教的唐姓人是要為這一改變付出代價的。在歷史的長河中，有些改變似乎只是瞬間的事， 最後凝縮為一段模糊的記憶，但記憶展示了改變背後的陣痛、掙扎和兩難。唐姓人的改宗同樣也是如此。從一開始的全體共同祭拜，到派「回回中的頭面人物」為代表去參加祭拜，再到置辦「香煙地」，最後完全放棄祭拜祖祠，這個過程就是逐漸疏離的過程。在他們皈依伊斯蘭教以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儘管形式有所改變，但參加祭拜的活動依然在持續，到後來就慢慢停止了。這可能是由於新中國建立后，民族識別工作所致。民族識別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也強化了唐姓中信仰伊斯蘭教的這一部分人回族身份認同的進程。
歷史的真相已無從考尋，而所有的講述或者記載也只是為我們提供了從某個角度或者某種立場觀察問題的一種方式。不過，這些口述材料至少為我們揭示了一定的問題：與回族形成的一般歷史敘述相比，唐汪唐姓回族的形成表現出了自身的特殊歷史和過程。民族身份的改變沒有影響共同血脈先祖的承認。因此有時候祖先認同往往會超越文化認同，使其發揮著內在的價值。
結 論
我們主要以田野的資料和文獻資料相結合的方法，觀察很少有學者關注的因民族改教、改宗、改族而形成的、卻又和睦相處的多民族的村莊，試圖從社會史角度介紹文化變遷與守望的內在關係。歷史可能為我們回答一些問題，也可能永遠不能回答，但客觀現實是明明白白存在著的。我們的觀察和分析只是我們自己的膚淺看法。這些看法不一定能代表真實、準確、客觀，更不能說是真理，但為我們了解一個不一樣的社會提供了一個真實的窗口：廟堂、清真寺、供奉、傳說、族群。一個複雜多層結構的體系，深人其中似乎進人歷史的謎團，無論多快的刀在這裡似乎沒有什麼用場。這裡似乎可以徹底顛覆那種「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的治學傳統，因為這裡沒有材料。儘管如此，鄉民也在說自己的歷史，祭奠自己的祖先。因此這裡沒有王者的歷史，只有平民的歷史。關注鄉野是我們的一個立足點，這在文中已經體現出了。
註釋
[1]數據由唐汪鎮鎮政府辦公室提供，時間：2011年3月11日。
[2] 參見馬兆熙、唐世明著《東鄉唐汪川唐氏家族》,《甘肅民族研究》2000年第3期。
[3]此碑誌在後文做詳細分析，此處從略。
[4]田野訪談資料,訪談A:TZC,76歲,漢族。時間:2009年2月8日。
[5]田野訪談資料,訪談人：TGX，69歲，回族。時間:2008年10月12日。
[6] 見馬兆熙著《東鄉唐汪人的民族心態探析——兼談東鄉唐汪地區的民族融合現象》一文。《甘肅民族研究》1999年第2期。
[7]馬鶴天：國民政府的高級官員。在內憂外患的民國時期,一直密切關注祖國邊疆，倡導國人重視邊疆，並親自走上考察的道路，還曾就職邊疆。西北、內外蒙古、東北、康藏皆留下了他的足跡。他在考察途中，詳細記錄了所見所聞，陸續整理出版了多部考察行記和論著，在當時引起了很大的社會反響，也為後人留下了許多邊疆社會珍貴的歷史記載。參見趙夏《馬鶴天先生對邊疆考察和研究的貢獻》，《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3年第4期。
[8]馬鶴天:《赴藏日記》,《新亞細亞》第12卷第12期。
[9]抄件，有幾字,不易辨識，以問號存疑。
[10]見馬兆熙、唐世明《東鄉唐汪川唐氏家族》引文，《甘肅民族研究》2000年第3期。
[11]此次考古發現引起了省州縣各級文保部門的注意。州縣文保部門於次年1月對紅塔寺石窟進行了調查，並在《民族日報》做了題為《甘肅省東鄉唐汪鎮首次發現大面積的石窟壁畫》的報道。
[12]「口」表示缺字,或難以辨認。
[13]此段碑文收錄在張思溫主編的《積石錄》(甘肅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376—378頁)碑記中有關募捐的明細記錄被省略。
[14]《洪塔寺募化施捨常住記碑》碑文。「常住」，佛教用語,意謂恆常永住，,不會變異壞滅。亦特指寺院所有之財物，即不動莊園，是暗示僧眾每年遷徙時仍留在原地不動的財產，具有不可分割的特點。(參見任繼愈主編：《佛教大辭典》，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099頁。)另，清代伊斯蘭教學者馬注在其《清真指南》(余振貴標點,寧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32頁)一書中也使用了「常住」這一概念：「前人買置常住，或因絕嗣無依,無可寄託，欲求永久功德;或因有餘之財，心存善念，希施濟之回賞;或見善事當行，減食減穿，辛苦所積，欲凈己身之惡孽，或慕想天堂，欲避火獄，計家產之寬容，以一半存度終身，以一半存想後世。常住之積，其用有三：一為清廉主持做歲月養廉，二為遵守學者作經堂之使費，三為遠來孤客及在地窮人周貧乏艱難。」
[15]《欽定蘭州紀略》卷十,第158頁：「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阿桂、李侍堯曰:……又供唐家川為賊扎筏渡河之回子約有七八十,馬常福為首;又有唐德成、唐蘇麻亨、唐復有、張老師父、張國相也幫同扎役等語。」楊懷中點校，寧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
[16]《欽定蘭州紀略》卷十，第170頁：「其唐家川為賊扎筏過渡隨去回子，除馬復才指出各犯外，張國清供出之張國桃等十四人，唐正宗供出之唐宗弟等二十三人，臣一併存記，俟搜捕賊黨時按名查辦。」
[17]黃陶庵編纂：《續修導河縣誌》卷四《職官門﹒賢達條》民國本。
[18]《續修導河縣誌》卷五《人物門﹒忠節條》。
[19]相對於東鄉廣大的山區來說,唐汪因處於洮河沖積帶,地勢平緩,也作「唐汪川」,故有「上川」和「下川」之說。
[20] 在胡浪村和照壁山村之間還有以楊姓、趙姓為主的楊趙村和以部分唐姓為主的河沿村。河沿村的唐姓也分為東鄉族和回族,無漢族。
[21]漢卿家譜》，見馬兆熙、唐世明《東鄉唐汪川唐氏家族》引文。
[22]《欽定蘭州紀略》卷七,第124頁。
[23]《欽定蘭州紀略》卷一三，第201-202頁。
[24] 爾林：Alim,阿拉伯語音譯，此處指「學識、學養」之意。
[25]田野訪談資料，訪談人：TGL，79歲，漢族。地點:塔石溝村。時間:2010年8月24曰。
[26]見《赴藏日記》一文。
[27] 參見馬自祥、馬兆熙編著《東鄉族文化形態與古籍文存》，甘肅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6頁。
[28]田野訪談資料，訪談人，TGX，69歲，回族。地點:胡浪村。時間:2008年10月12日。
本文得到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伊斯蘭教民間小經文獻研究(批號:12XZJ012)的資助。首刊於《元史及民族與邊疆研究集刊》(第二十六輯)，2014年5月，上海古籍出版社。
作 者 簡 介
韓中義，男，史學博士、陝西師範大學西北民族研究中心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唐智，男，陝西師範大學民族史專業碩士研究生，中共甘肅省委講師團幹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