猶太人「德國夢」的破滅

直到18世紀晚期，大部分世界史都可以把猶太人一筆帶過。這為數不多的一群人為世界開創了一神教的宗教，這一貢獻得到了伊斯蘭教的承認，但它給基督教帶來了無盡的麻煩，或者應該說，為不幸生活在基督教統治下的猶太人帶來了無盡的麻煩。在幾乎整個西方思想和知識史中，在東方的偉大文化所有相關方面的歷史中，猶太人的直接貢獻恐怕用幾條腳註就可以裝下，儘管他們作為中間人和文化傳輸人的作用不可小覷，特別是在傳統的地中海文化、伊斯蘭文化和中世紀西方文化之間。然而，猶太人這個即使在大屠殺之前人口最多的時候也還不到世界人口百分之一的小小的民族，在20世紀的文化、知識和公共生活中都佔據著不同尋常的顯要位置，有鑒於此，他們在歷史上的默默無聞令人不禁感到驚訝。

由於過去不準猶太人參與公共生活，所以法國大革命之前公共生活中沒有他們的影子應該在意料之中。但可以看到，過去2 000年來大部分時間，可能只除了希臘文明時代之外，猶太人的智力活動幾乎全部是在他們自己的小圈子裡面進行的。多少世紀當中，從斐洛·尤迪厄斯（Philo the Jew）到斯賓諾莎，只偶爾有智者似乎認真注意過非猶太人的思想，像邁蒙尼德這樣的人正好生活在穆斯林的西班牙的開放文明中，這絕非偶然。大拉比們為猶太教神聖的教義教規撰寫極盡巴比倫式繁複精微的評註，這些評註仍然是猶太塔木德學院的主要課程。他們對不信教的人的觀點不感興趣。只是在醫學領域，猶太人公認的專業知識跨越了族群的界限；但除醫學之外，猶太人的求知和智力活動都集中於宗教問題上。猶太德語中指敬神場所的詞「synagogue」（猶太會堂）不就是古德語中的學校嗎？

猶太教「哭牆」。猶太教把該牆看作聖地，教徒至該牆例須哀哭，以表示對古神廟的哀悼並期待其恢復。千百年來，流落在世界各個角落的猶太人回到聖城耶路撒冷時，便會來到這面石牆前低聲禱告，哭訴流亡之苦，所以被稱為「哭牆」。

猶太人的聰明才智像儲量巨大的油田，經由18世紀的啟蒙運動這人類歷史上最值得欽敬的運動開啟了它。啟蒙運動取得了許多造福人類的偉大成就，其中就包括對猶太人的解放。約瑟夫二世於1781到1782年頒布《寬容令》之後幾乎一個世紀之內，這一法令的執行還只限於西歐和中歐西部的小型猶太社區，猶太人也幾乎沒有在他們日後成就卓著的一些知識領域有任何突出的表現。考慮到這一點，就會意識到猶太人對19世紀的貢獻是多麼不同尋常。哪個世界史的撰著人能不注意李嘉圖和馬克思呢？而他們二位都是解放的頭半個世紀的產物。

可以理解，多數關於猶太歷史的作者——他們自己也大都是猶太人——都偏重於外部世界對猶太人的影響，對猶太人對外部世界的影響卻著墨不多。即使彼得·普爾策的傑出著作《猶太人和德國國家：一個少數群體的政治歷史，1848～1933》也沒有完全脫離這個窠臼。對德國政治影響最大的兩個猶太人，德國勞工運動的創始人馬克思和拉薩爾，在書中幾乎沒有提及（一共只有三處提到拉薩爾，其中一處還是關於他父親的），而且，作者對於「在德皇威廉時期社會民主黨的領導層內和有關辯論中許多猶太人地位顯赫，但猶太選民對他們的支持卻並不熱情」這種情形顯然感到不舒服，所以寧肯專門論述猶太選民的情況。

不過，書中卓有見地，有時過於詳細的分析基本上沒有沉溺於猶太人歷史上的分離主義。此書也許是德國猶太人自由主義最後碩果僅存的著作，屬於倫敦利奧·拜克研究所那一批歷史學家的傳統。它沉著、低調的力量和論述的持衡正是這個卓越的研究所在阿諾德·珀克（Arnold Paucker）和韋爾納·莫斯（Werner Messe）這樣的學者主持下產生的著作的特點。普爾策和他在利奧·拜克研究所的同事們一樣，明白自希特勒之後一般人難以理解的情況，那就是德國猶太人仍然感到自己在骨子裡就是德國人，他們「在漢普斯特德、華盛頓高地、好萊塢和納哈里亞這些地方建立起了『第四帝國』；他們仍然讀萊辛、康德和歌德的書殘紙舊的著作，依舊聽錄有富特文格勒指揮的音樂和《三分錢歌劇》的有了划痕的唱片。這證明了德國文化的根深蒂固。」簡而言之，他明白為什麼得到解放的19世紀的猶太人如此熱切地要「宣布他們離開了猶太人聚居區，進入了（現在願意接受他們的）文明」。

「在所有猶太人當中，德國猶太人在知識智力方面佔主導地位，甚至是統治地位」，原因之一是得到解放的猶太人中講德語的比講其他語言的多，即使只算1871年成立的德意志帝國領土上的居民。而且，正如露絲·蓋伊論說明晰、有大量插圖的《德國的猶太人》一書所表明的，德國猶太人中壓倒多數的是本地人，即使在東方的猶太人開始大批向西移民，並由於學校教育放棄猶太德語而用德語之後，也沒有改變這種狀況；不過這本書也同樣忽視了馬克思和拉薩爾。

然而，德國文化波及的地區要大得多。普爾策觀察到（但沒有強調），德國社會民主運動眾多知識界的領導人物，包括除一位以外所有著名的馬克思主義者，都是從別處轉到德國活動的，有從哈布斯堡帝國來的（考茨基、希法亭），也有從沙皇俄國來的（盧森堡、帕爾烏斯，還有馬爾赫列夫斯基和拉狄克）。這表明，在從俄國邊界直到法國國界的廣袤地區，德語代表著文化。德國猶太人和德國文化區其他地方獲得解放的猶太人之間的主要區別是前者只有德國文化，後者則有許多人是多文化，甚至是多語言的。也許就是這些人構建了20世紀80年代捷克和匈牙利的持不同政見者夢寐以求的理想的中歐，希望能把否則不相往來的各個文化和人民團結在一起，成為多民族的帝國。

而且，是他們把德語帶到了哈布斯堡帝國最偏僻的角落，甚至在那裡建立起了帝國的前哨，因為，作為那些地方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最大的組成部分，他們在生活中使用標準的書面體德語，而不是東方講德語的各個群體使用的方言，如斯瓦比亞語、撒克遜語和（經德國語文學家不無遺憾地確認的）猶太德語。德語是自由和進步的語言。露絲·蓋伊書中記載，像雅各布·弗羅默這樣的波蘭猶太神學院的學生藉助兩種字典——俄希（伯來）字典和德俄字典——偷偷地學習《塔木德經》評註中的德文。席勒的作品打碎了另一個尋求解放的波蘭人所說的「迷信和偏見的枷鎖」。現在，猶太人聚居的小村莊已經成為歷史，今人盡可對它懷舊憑弔，但當時不得不在那裡生活的年輕男女卻深受其苦。

德國猶太人一心想做德國人，但正如普爾策敏銳地指出的，他們想融入的「不是德意志民族，而是德國的中產階級」。因此，對「同化」這一19世紀提高社會地位的偉大夢想最經常的指責完全不適用於德國猶太人。他們並不否認他們的猶太身份，即使極少數皈依別的宗教的人也沒有放棄猶太人的身份。普爾策表明，儘管德國猶太人經過了大規模的世俗化，並堅決致力於成為德國人，但他們作為一個群體一直沒有忘記自己的猶太文明，直到在希特勒手中遭到滅絕。德國猶太人對自己身份的堅持也不是對反猶主義的反彈，普爾策提醒我們，德國的反猶情緒比起別的地方還是比較溫和的。淪為難民的物理學家魯道夫·佩爾斯爵士說：「在希特勒之前的德國，猶太人的身份是個可以承受的負擔。」使赫茨爾皈依猶太復國主義思想的不是德國的反猶主義，也不是維也納明顯得多的反猶情緒，而是法國的德雷福斯事件。

柏林猶太人博物館館內一角，道路岔口

不過，普爾策在描述把猶太人團結在一起的紐帶時不該用「族裔」一詞，因為猶太人感覺彼此之間的聯繫不是生物的，而是歷史的。他們不認為自己是由血緣或祖先的宗教聯繫在一起的群體，而是像奧托·鮑爾說的，是「共命運的群體」。不管如何稱呼他們，解放了的猶太人的群體行為都和非猶太人的行為有所不同。（東方猶太人當然在行為舉止上和別人大不一樣。）普爾策書中的大部分篇幅用來介紹他們具體的政治行為。作為群體，他們在德國的政治光譜上屬於溫和的自由左派，但絕不是極左派，這並不令人驚訝。即使自由主義在希特勒崛起的年代里崩潰之後，猶太人轉投的也是社會民主派，不是共產黨。德國猶太人與哈布斯堡帝國和沙皇俄國的猶太人不同，他們不相信救世主。可以說，他們中間加入共產黨或投票給共產黨的人數相對較少。在1933年之前，同樣為數不多的德國猶太復國主義者把猶太復國主義視為個人信仰的重生，而不是向外移民的綱領。和東方猶太人不同，他們並不認為自己是（用他們中間一個人的話說）「瓦爾特（瓦爾特·馮·德爾·福格威德）、沃爾夫拉姆（沃爾夫拉姆·馮·埃申巴赫）、歌德、康德和費希特的土地上」的外人。

簡言之，德國猶太人在德國安然自得。他們的遭遇也因此成為雙重的悲劇。他們不僅將遭到滅頂之災，而且對自己的命運毫無警覺。普爾策花了很多筆墨來解釋相信自由主義的德國猶太人為什麼即使在1933年以後也沒能，或者應該說不肯，認識到希特勒的意圖。當然，沒有人能夠料到最終在馬伊達內克和特雷布林卡集中營所發生的事情，連做夢也想不到；東方猶太人經歷了1918～1920年的事件，見過自己的親戚遭到周圍的人的屠殺，被殺的人數以千計，但就連他們也沒有想到後來的慘狀。無人能夠想象。1942年，第一批關於種族滅絕的可信報告傳到西方時，沒有人願意相信。人類歷史上無此先例。然而，1933年1月30日的事件（指希特勒被任命為德國總理。——譯者注）發生時，本人正住在柏林，當時還是學生。我可以作證，那時有些人已經感到在希特勒政權下會大禍臨頭。確實，儘管許多猶太人不願意離開德國，但也做了最壞的準備，可惜他們還是低估了災禍的程度。畢竟，按1933年德國猶太人的人數來算，從那以後的6年內，幾乎2/3移民他國，因此得以倖存，不像他們不幸的波蘭兄弟。然而，即使德國掌握在納粹手中，猶太人離開也是不情不願的。比如，德意志銀行創立人的一位後代把妻兒送到了安全的地方，自己在1938年「水晶之夜」發生后寧肯自殺也不肯離開德國。

身處集中營的猶太人兒童。二戰期間，德國納粹建立大量集中營，關押、殺害了大批猶太人。

倖存者的遭遇也很悲慘。德國文化雄偉、輝煌、壯麗，保加利亞猶太人埃利亞斯·卡內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還在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時候寫道：「我思想的語言仍然是德語」；只有經歷過那個文化的人才能充分體會失去它的痛苦。只有那些姓氏依然記錄著祖輩在黑森、斯瓦比亞和法蘭克尼亞居住過的市鎮鄉村的人才知道被連根拔起的悲傷。他們的損失是不可彌補的，因為中歐的猶太人社區再也不可能重建，即使能夠重建，他們所屬的德國文化也已風光不再，從世界文化降為地區文化，幾乎可以說是較大的地方文化。

德國失去了什麼呢？具有矛盾意味的是，德國的損失可能比過去哈布斯堡帝國內的國家損失得少，因為德國猶太人融入了現存的中產階級文化，而哈布斯堡帝國得到解放的猶太人創立了新的文化，像維也納的文化，就同德國的很不一樣。從文化上說，驅逐或消滅猶太人並未給德國帶來太大改變，雖然它比1933年以前更狹隘了，不再處於中心的位置。不過這其實是低估了德國的損失。對落後地區希望進步的歐洲人來說，德語不再是代表現代化的語言。它不再是從東京到劍橋的每一個學者都必須掌握的用於學術發表的語言。當然，這種情況不單單是猶太人的逃離或死亡造成的。但猶太人的消失在一個方面顯然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從1900年到1933年，幾乎40％的諾貝爾物理獎和化學獎都花落德國；但自1933年以後，比例降到只有1/10。歷史以悲劇式的嘲諷或黑色幽默記錄下一位諾貝爾獎獲獎者堅持要在1945年後重訪德國，因為「他對德國語言和風景有著遏制不住的思鄉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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