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教的「黃金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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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英國駐廣州總領事官邸，一家英國大學的教職人員與他們的廣州合作夥伴共同舉辦了慶祝在廣州辦學三十周年的慶典。歷屆校友三百多人從各地乃至國外趕來參加。據介紹，作為最早在國內發展的海外大學之一，該校第一屆的師兄師姐已經成了大學生的父母，三十年前因為「年輕沒有家庭負擔」而被派到廣州來「開荒」的年輕教師，如今也到了該告老還鄉的年紀。

這名當年一個人獨闖羊城的年輕外教、英國大學老師John Smith告訴記者，三十年前，在廣州，外教還是「稀罕物」，他們大多在大學的英語專業任課，單純傳播或複製海外的教學模式和學習經驗，以培養英語人才。有了中外大學合辦項目以後，慢慢地才有一批外教穩定地被外派前來，他們的共同點是，停留的時間往往都不長。

三十年來，廣州的外教數量增長迅猛。除了大中小學、幼兒園以外，國際學校和形形色色的語言培訓機構和早教班，都僱用有一定比例的外教。隨便翻開哪家學校或培訓機構的宣傳冊，都能看到各種外國人面孔印在師資介紹頁上。隨著互聯網科技的發展，線上教育項目、一對一學習App和家庭課程的外教也在增加。他們不僅僅教授英語這門語言，更逐步涉足其他專業課程，許多大學的建築、美術、音樂等專業，都聘有外籍教師任教。

某英語培訓機構HR陳先生說，一家國際幼兒園的外教就有5－10名，據估計，目前在廣州的外教有七八千人，「幾乎是來廣州闖蕩的外國人最容易找到的工作」，這個非官方數目得到了多名採訪對象的認可。

這個數目是個什麼概念呢？在廣州知名度相當高的多元文化社區登峰街是城中外籍人口最密集的地方，據登峰街外國人社區融合項目介紹資料給出的數據，截至去年底，這裡常住的外籍人士有15000多人；根據3月份廣州市公安局公布的數據，截至2017年2月25日，廣州市共有在住外國人77877人——可以這麼說，按照陳先生的估計，十分之一在廣州居住的外國人在做外教。

外教工作為什麼吸引老外扎堆去做？專門從事外籍人才中介工作的鄧小姐給出的答案是：「體面、輕鬆、高收入。」鄧小姐說，母語為英語的老外中，還有許多人因為文化地緣等關係精通多門小語種，受雇於固定培訓機構的外教月薪一般在一萬元人民幣以上，如果能進入正式的大中小學或國際學校，月薪則一般有兩三萬元，有資歷能管理外教團隊、帶來資源的收入更上一層樓，能達到每月五六萬元，外加各種津貼，條件好的還包吃住。

「除了外企派來的高管，普通老外勞動者在廣州很難找到這樣除外教以外但收入一樣高的其他工作。即使只做一名自由職業外教，服務於網站、App或熟人介紹的家庭教師崗位，因應不同語種、不同專業一節課幾百上千元，一個完整的課程數萬元，都是正常的市場價。」鄧小姐說。

不過，隨著市場需求的上漲，外教規模的瘋狂「擴招」也帶來很多隱患，不同水平、不同目的的老外沒能經過嚴格統一的審查，就走上講壇教書育人。與此同時，廣州消費者的鑒別能力和要求也在同步增長，其間必然會產生矛盾。

除了過把癮、賺筆錢就離開的人，對於真正喜愛從事教育事業的外教來說，眼下對外教需求急劇增長的廣州，顯然正處於他們眼中的「黃金時代」。

「時代在變，外教這個群體受到的關注和挑戰沒有變」

30年英國老外教眼中的外教演變史——

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作為長期的對外開放港口和歷史悠久的僑鄉，那時候的廣州就活躍著一小撮外籍教師，John Smith就是其中之一。

John Smith回憶，當初一個人初來乍到，三十年前的廣州可不像現在這樣，滿地都是老鄉，活動範圍也沒有現在這樣廣，本地同事因為羞澀和語言障礙並不跟他親近。課餘時間，他常常一個人騎著自行車，從僱主安排的「專家樓」到大學的食堂吃飯，周末就騎到白雲山轉轉。

John Smith坦白地說，高薪和承諾的晉陞，是一開始把他按在這裡的主要原因。可是逐漸地，他見證了這個城市的對外發展歷程，自己也成為其中的一部分，在廣州建立了社交圈，被後來者需要和依賴，也因此產生了深深的羈絆和情感。

記者採訪發現，像John Smith這種有「老外教」（儘管他自己不覺得自己老，回家鄉后還要重操舊業）情懷的，其實還是少數，更多正在廣州奮鬥的年輕外教們，有的是陰差陽錯，有的歪打正著，有的僅僅是「路過」，但他們都坦承，在廣州做個好外教，不是那麼容易的事。

曾有個熱愛搖滾的語言外教，在課上讓學生聽寫歌詞

三十年前，剛來到廣州的時候，互聯網還未普及，家人遠在千里之外，身邊也沒有特別要好的朋友，對於在家鄉愛熱鬧愛聚會的John Smith來說，寂寞是一種全新的體驗。

幸好，一個人這麼在廣州待了幾年以後，他的僱主認可了廣州市場，把外教編製從一增加到二，他擔任了這個二人小團隊的主管，也有了一位來教語言的老鄉，兩人結伴在廣州居住和生活。只是語言教師的職位流動性太強，有人因為不適應這裡的生活而申請回家，有人在這裡找到別的謀生門路而離職，還有人找了個中國太太然後跟隨太太去了別的城市。

John Smith回憶，他曾經有個叫Fred Westham的搭檔，是個來自英國利物浦的搖滾青年，他的上課之道就是在語言課堂上給學生聽英倫搖滾音樂，讓大家聽寫歌詞，還常常在陽光晴好的大草坪上教學生彈吉他。Fred布置的家庭作業是看老電影，還有當時無字幕的英劇，讓學生自己當「字幕組」翻譯台詞。雖然他沒有逗留很長時間，卻成了學生們心裡很酷的老師。

John Smith說，「時代在變，外教這個群體受到的關注和挑戰沒有變。人們從對外教盲目崇拜追捧，到質疑外教的經驗和水平，這對於提高外教整體的素質、約束外教的行為不無好處。在我個人的經驗，哪個群體都有優秀的人和拖後腿的人，有許多年輕人自願遠離家鄉，為這裡的教育、這裡的孩子而留下，以教給他們一門新的語言、技能，打開一扇看世界的新窗為使命。」

老外教帶新外教，張羅一桌飯局「傳道解惑」

隨著年齡和資歷的累積，John Smith成了在廣州的老外教，他除了擔任僱主項目的主管，帶領十來個外教團隊以外，還為僱主和其同行介紹來華人才，保持自己團隊的穩定和定期更新，為不少有志於從事教育的老外創造就業機會。

多年來，每當團隊中或者認識的老外里有新人走上講壇，他就會張羅一桌飯局，邀請城市裡有經驗的外教、本地教職員和畢業的校友圍坐一桌，給這位「新人」出謀劃策，讓他熱身進入狀態。在廣州當外教是種怎樣的體驗，廣州的學生需要怎樣的老師……「新人」能夠在飯局裡得到解答。

他還會利用自己在廣州老外圈裡積累的人脈資源，為新外教排憂解難。當他們需要帶學生課外實踐或者需要來自企業和行業的專家學者當顧問、需要研究課題的時候，幫忙提供必要的資源。

「在歐洲做調查實踐，學生只需要自己跑到人多的街上去，或者相關的企業、政府部門提出需求，自然會有人願意提供幫助。可是廣州的文化環境不一樣，東方文化比較含蓄內斂，對人有戒心，不擅長響應陌生人的請求，想達到目的需要熟人幫忙。」因為在這裡待的時間長，他在廣州老外圈甚至本地學生群體里都小有名氣，比新外教更了解這裡的社會和文化，也擁有更多的熟人資源。

如今，從講師熬成系主任的John Smith，在異國的城市裡也寫下了自己的故事，但是依然沒有離開自己喜歡的講台。

「在廣州的歲月、認識的人已經成為我生命的一部分，無論以後走到哪裡都不會丟下。看到這麼多孩子掌握外語作為鑰匙，走向更大的世界，擁有更多選擇的人生，那種快樂無法取替。」他說。

成為外教的心路歷程？一人都有一個故事

A為一句「中國到處都是建築工地」，西班牙女建築師闖蕩廣州，成了……外教

五年前，Silva y Velásquez在西班牙馬德里一家建築事務所任職，她所在公司的業務不多，許多同事都遠赴東方尋找機會，她還記得一位同事上飛機前對她說：「中國到處都是建築工地」。就是這句話，讓當時沒有存款、三十好幾還住在父母家裡的Silva心生嚮往，糊裡糊塗也來到了廣州。

本來想找一份專業對口的工作，可是Silva發現，這並沒有想象中容易。不懂中文也沒有人脈的她，最迫切的需求是找到一份能付得起房租的職業。

她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教房東的女兒英語，後來被房東介紹給社區的一家早教機構，從此就進入了教育行業。五年後，Silva已經成了一家主打國際化語言環境的早教機構的合伙人，還兼職在某高校開設的小語種學習班教西班牙語，月收入七萬元人民幣左右，租住在珠江新城一棟高端住宅樓里，還購買了一輛二手德系豪車。

這對於出身西班牙平民家庭的她來說，是生活品質的極大提升。Silva說，她的父親是個工人，母親是家庭主婦，從小到大，日子一直過得緊巴巴。「我並沒有非常努力，也沒有什麼特殊的技能，但是感謝這個時代、這個城市，讓我換一個地方生活和工作，就得到這麼多的財富。」

Silva笑說：「去年，我把父母接到廣州來度假，他們走進我的房子都驚嘆不已，問我幹什麼工作能賺這麼多錢。當我說我在當老師教小朋友，他們都不敢相信。」

「在世界上的許多國家，教語言的報酬都很低。但是廣州的家長挑選外教有著獨特的標準，選擇學校、教育機構的時候，是否有外教、外教的數量以及他們的國籍在他們眼裡，都是很重要的指標，也決定著外教老師的薪酬。」Silva計劃著，要把早教機構多開幾家，讓弟弟也辭職來廣州跟自己一起干，過幾年，把全家人都接來廣州生活。

B為實現音樂夢想，加拿大貝斯手進民校教鋼琴，被要求剪掉長發取下耳釘

在廣州地下音樂圈混跡八年的加拿大貝斯手Liam Jafferson，去年開始，成了一家民辦學校的外籍教師，教授鋼琴的同時也教英語。簽約的那天下午，他被要求剪去一頭長發，取下金屬耳釘，拍了一張「完全不像自己」的工作照，後來被印刷在學校的招生宣傳冊上。

學校開出的月薪是一萬三千元，這個收入是Liam從前當全職音樂人的三倍，他還可以免費住在校園內的教職工宿舍里，免費在食堂吃飯，這樣，他離他夢想中那把名牌吉他又近了一步。

大半年過去，他接受採訪的時候說，自己還是沒有完全進入教師的角色，上課的時候總覺得自己是在玩音樂，只不過夥伴換成了一群中學生，「我覺得我的心理年齡跟他們差不多大」。

Liam曾經組過近十個樂隊，發過EP和網路歌曲，經常在酒吧和各個演出場所表演，但是他認為樂隊的流動性太強限制了事業的發展。「跟外國人組樂隊，雖然文化語言相近，但是他們總不會在這裡待得長久，總是忽然就因為種種原因要回國了，之前投入的精力，相互磨合的時間就都白費。跟本地人組呢，他們又往往太在意經濟回報，有養家糊口的壓力。」

Liam選擇當外教的理由，讓人目瞪口呆：「我想來想去，只有讀中學的孩子們能夠自由地玩音樂，可以不受外界因素影響，穩定地在一個樂隊裡面待幾年，所以決定用外教的身份作為起點，來發展這裡的人脈。」

事實上，他發現學生家長才是發揮最大作用的人脈，家長們總是無私地為他提供一切他需要的資源，「他們想要的回報則非常簡單，孩子會彈、唱一首簡單的歌曲，參加一場小型演出，甚至朋友圈裡發一張樂隊排練的照片，他們就十分滿足開懷。我羨慕他們這種親密無間、彼此關心的家庭成員關係。」

到了周末，他就拉上幾個有天賦的學生到自己的排練室里練習，學生家長知道以後也很支持，自覺做起後勤保障，承擔日常的花費，還為他們介紹演出機會。「家長們很熱情，也支持孩子玩音樂，願意支付樂器的費用，幾個家長硬要幫我付掉排練室的租金，還想付課時費，我花了很長時間跟他們解釋，樂隊排練並不是上課。」

Liam曾帶著學生樂隊到二沙島江邊進行露天演出，家長們呼朋喚友，製作了簡單的橫幅、帶著氣球等物品在旁助威，那陣勢活像是對待一場明星演唱會。「家長和孩子們的熱情慷慨，成全了我的音樂夢想，我所能回報的也只是教授他們一些知識和語言。我只希望，他們現在這份支持孩子玩音樂的心，以後孩子長大了也不要改變。」

C德國大學肄業生來華教德語，其實想要的是「在中國的經歷」

兩年前，德國大學生Lukas Heisenberg大學還沒有畢業，就輟學來到廣州，當上一所外語培訓機構的教師。對他來說，擔任外教是一個職業生涯的跳板，給他提供必要的資金和合法身份，他想要的是在中國的經歷。

教課之餘，Lukas學習漢語和中國的歷史文化，在國內各地背包旅行，他去過許多中國人未必涉足的偏遠鄉村。「現在大學畢業也找不到好的工作，全世界都知道未來的機遇在中國，有了在中國的經歷，我回國以後，可以從事跟中國有關的工作或研究。」

Lukas說，過去的許多年裡，他有部分親戚朋友在中國找到工作，在家鄉找不到合意工作，來中國當外教就成了年輕人的一條退路。

通過教學，Lukas結識了許多同事和學生，跟他們成了朋友，結伴一起到各地旅行。「我們背著大包就出發，走很遠的路，到人煙稀少的山裡面。往往在那些地方，人們從未見過外國人，紛紛拉著我合影，知道我會說中國話，也很願意跟我交流，幾乎無話不談。」

他在新聞上曾看到過的廣州，是一座繁華、充滿商貿機會的城市，可是走進市井生活，他才發現這裡有著千年歷史。行走在真實的土地上，Lukas了解到一個跟西方媒體中完全不一樣的中國，完全不一樣的廣州。

「我的女朋友是廣州人，她的家人經常邀請我去家裡吃飯，他們十分的溫文有禮，整齊愛乾淨，對生活驚人地博學。她的母親總是謙虛地說自己讀書不多，但是她能辨認很多種蔬菜和鮮花，知道哪種植物應該怎樣養，也知道如何輕鬆去除我弄到襯衫上的污漬。」

伯樂外教小貼士

30年英國老外教教你挑外教

母語為英語的人就可以教好語言？錯！

「教育行業以外的人往往誤解，母語為英語的人就可以教好語言，其實這是錯誤的。」John Smith說，關於一小部分外教的負面評價還不是最讓人擔心的，「跟那些缺乏能力和責任心、整天只知道兼職賺錢的外教相比，望子成龍的父母還有龍蛇混雜的教育機構才是真正的誘因，教育機構太多，老外都不夠用了，自然會出現不符合資質的外教。」

John Smith眼裡「不符合資質」的外教，他表示自己也見過不少，「沒有教育培訓的背景，也不喜愛自己的職業，對學生沒有責任心，這類型的外教往往薪酬便宜，受到低端培訓機構的歡迎，畢竟高校和大機構在招聘方面要求比較高，也願意投入成本，而不是貪小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