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謇：晚清狀元下海記

1926年8月24日，一代實業巨子張謇在離開了人世。全國政界、軍界、實業界、教育界等各界人士，紛紛以發唁電、撰寫輓聯等方式悼念這位先行者。

差不多一年之前，1925年7月，張謇度過了一段悲涼歲月。他畢30年心血創辦的大生紗廠被上海的中國、交通、金城、上海四家銀行和永豐、永聚錢莊債權人 組成的銀團接管。張謇雖保留了董事長名義，但實權在江浙財團手中。從1922年以來，棉紡業的行業性危機和大生集團的內部管理問題，最終導致他30年的心 血付諸流水，已經73歲的張謇回憶往昔，自己反覆審度，投身實業和教育，真可謂是「一意孤行，置成敗利鈍於不顧」，而「幸而利，幸而成」，然而又「至於 鈍，幾於敗」。他感嘆自己「不幸而生中國，不幸而生今之時代」。

刺激

張謇所生的時代，是一個三千年未有的大變局時代。從19世紀下半葉以來，中國社會潛伏好幾十年的社會危機，伴隨著外來因素，而趨於惡化。而社會經濟結構和 價值觀念，也在歐風美雨浸染下發生著變化。洋務運動儘管步履蹣跚，也開啟了一代新風。一部分眼光遠大的中國人，開始意識到商品和資本的力量。李鴻章的幕僚薛福成在1879年便宣稱，「計洋商（每年）之利，當不下三千萬」。而士農工商四民分工的老觀念也在慢慢發生變化。

張謇便是其中一位。在中法戰爭之後，他就認為，「中國須興實業」，而士大夫當仁不讓應該承擔起這個責任。甲午戰爭后，他更是以狀元身份投身近代工商業。

對於張謇為何放棄正途功名、進入最上層階層的可能，而進入大部分國人看不起的工商業之列，一般都會提到他作為儒家強烈的濟世和愛國情懷。不過，他個人的經歷和遭際也是頗重要的因素。

直到1894年，42歲的張謇仍然奔走在科舉之途。畢竟，他從幼年開始入學，是這個世代務農家族的唯一讀書人。張謇十五歲進入科場，因為「冒籍」引發的連 鎖問題，前後五年張家幾乎傾家蕩產，張謇精神上也創巨痛深。他曾說自己「在青年未嘗一日高興」。此後，他便在科舉和客幕之間流連，求取功名仍是第一目標。 1885年，張謇應順天鄉試，獲中第二名，是南方士子的魁首，可惜接下來在禮部會試中屢屢敗績，多年科場消磨，張謇決心就此罷手，在日記中時有流露。當聽 聞一位老友客死旅順的消息時，他寫道：「凄婉天涯，名心益冷。」（《張謇日記》，1894年正月初六日）

但是這一年恰逢慈禧太后六十大壽，舉行恩科會試。76歲的老父親希望兒子能夠金榜題名，張謇為安慰老父，便在二月趕到京城應舉。孰料這次竟順暢無比，一直到四月二十日點了狀元。這天，他在日記中寫道：「棲門海鳥，本無鐘鼓之心。伏櫪轅駒，久倦風塵之想」。次日，他被授予翰林院修撰。

能夠得中狀元，除了張謇本人才學非凡之外，清流人士的長期獎掖也極為重要。在1894年前後，朝廷洋務清流對峙，新科及第的張謇是清流領袖翁同的門生，他捲入朝中黨爭，亦積極主戰，戰後又上疏彈劾李鴻章主和誤國的罪責。

然而，畢竟有十餘年出入幕府的眼界，和在家鄉辦實事的經驗，張謇又與其他議論朝政臧否人物的清流人物的守舊不同。甲午戰敗后，他反思戰敗原因，萌生「實業救國」的念頭。他把國家比喻為樹，教育就是花，海陸軍就是果實，而樹的根本則在實業。如果只是貪圖花與果的燦爛甜美而忘記根本，那麼花與果又「何附而何自生」？（《張季子九錄·政文錄》）

此時，父親的去世，把張謇拉離了活躍而複雜的京城政治生涯。他匆匆回鄉奔喪，按照本朝的成例，在家守制三年。不到半年，中日簽訂《馬關條約》，張謇在日記 里痛心疾首：「幾罄中國之膏血，國體之得失無論矣。」依照《馬關條約》，日本人可以自由在中國內地設廠辦企業。這年夏天，張謇為湖廣總督張之洞起草了《代 鄂督條陳立國自強疏》，針對《馬關條約》的後果，提出速講商務、廣開學堂、修建鐵路等九條建議。

一場戰爭和一個條約，對中國人堪稱精神上的當頭一棒。梁啟超後來說，「喚起吾國四千年之大夢，實自甲午一役始也。」這衝擊也刺激張謇投身設廠自救的實際行動中。

張謇：狀元下海行動

1895年8月，張謇的機會來了。張之洞委任丁憂在家的張謇和國子監祭酒陸潤庠（1874年狀元）總理南通和蘇州商務，籌辦紗廠。狀元下海辦廠，這在當時確是一件無比轟動的事。

以狀元之尊，從事長期被視作末業的工商業，去追名逐利，其間的內心糾纏不可謂不大。多年後，張謇追述往事，說自己當年決心「捐棄所恃、捨身喂虎」，在內心 深處，他始終存在以商為恥的下意識；他為自己找到的精神支點，便是他做這一切均是為中國大計，而不是為了個人私利。同時，他接受張之洞委託，亦有替讀書人 爭口氣的用意，世上都說書生無用，只會空談、負氣，他即使低三下四也要做出點樣子來。

大生紗廠在1899年5月23日正式開始紡紗。五年的籌備工作可謂是艱澀坎坷，焦點在於集資太難。起初張謇決定紗廠是純粹的商辦，在他眼中，秉政者「蔽不 足與謀」。他計劃籌款60萬兩，滬股40萬兩，通股20萬兩，相應設立滬通董事各三人。1896年春，張謇選定水陸交通方便的唐家閘為廠址，由通州董事先 付款購買土地施工建廠。然而滬董的股款一直未到，工程只好停滯。

為了籌款，張謇奔走於南京、湖北、上海、通海各地，心力憔悴。對這段曲折，他的兒子張孝若在為父親所作的傳記中記述十分詳細。張謇「白天談論寫信籌劃得手 口不停，夜間又苦心焦思，翻來覆去，寐不安枕；官紳的接洽說話，一天幾變，捉摸不定。有錢人的面孔，更是難看，推三阻四。上面的總督雖然贊助，而底下的官 員沒有一個不拆台。旁人也沒有一個不是看好看。」（張孝若：《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儘管狀元名氣大，然而張謇一個窮讀書人，名不能當錢用，要從別人那裡拿到錢款，並非易事。張孝若說父親那時候到萬無辦法的時候，常常跑到黃埔灘對天長嘆，流眼淚。有時候，張謇還得賣字籌自己的旅費。

無奈之下，由兩江總督劉坤一做主，將之前張之洞用官款購買、擱置在上海碼頭三年的美國紗機作價50萬兩入股，這樣大生紗廠便改為官商合辦。1897年，盛 宣懷和張謇均分官機，作價25萬兩，官股只是「按年取息，不問盈虧」，是為「紳領商辦」。此外，盛宣懷答應代籌25萬兩營運資金。於是，這年底，紗廠動工 建造廠基。此時，紗廠最缺的是流動資金，盛宣懷代籌款不過是一句空言，而各項用款開支很大。從1898年農曆十一月十二至二十五，14天之內，張謇給劉坤 一連發五封信，給張之洞、盛宣懷發三件函電，乞求以地方公款解救燃眉之急。大生開車后，經費依然不足，張謇「坐困圍城，矢盡援絕，曾無一人顧惜」，每天傍 晚他和二三同人徘徊於大馬路泥城橋電光之下，仰天俯地，一籌莫展。最後，張謇接受商董沈亞夫的建議，「盡花紡紗，賣紗收花」，如果周轉不靈，無花紡紗，便 關閉工廠還給股東。所幸當年棉紗市場不錯，大生紗廠才柳暗花明，當年便有贏利，1900年純利便有5萬兩。大生生產的機紗以「魁星」為商標，以顯示狀元辦 廠，藉此擴大社會影響推廣銷路。

在籌辦紗廠的這段時間，1898年閏三月，張謇因丁憂期滿，按照慣例回京到翰林院銷假。此時正是帝后兩黨激戰方酣，維新派則爆發出強烈的政治熱情。張謇協助老師翁同，上了不少奏議，敦促朝廷調整政策，促進工商業發展。然而翁同此時的處境已極為微妙，不久便被開缺回籍。政海翻雲覆雨，仕途險惡。兼之甲午年張 謇目睹太后從頤和園回京城，恰逢大暴雨，大小文武官員，七八十歲的老臣，都跪在泥水裡接駕，雨水落到紅頂子，再滴下來淋到袍褂上，一個個都成了染了紅顏色 的落湯雞；太后安坐在轎子里，正眼也不瞧一下。帝國官員，如此沒有尊嚴，且隨時可能成為犧牲品。張謇在寫給翁老師的送行詩里，相約「煙水江南好相見」，果然，在京城不過兩個多月，他便匆匆南返，跳出政治漩渦，一心去開闢自己的第三條新路，「三十年科舉之幻夢，於此了結」。

當日，張謇答應張之洞在南通辦紗廠，心裡尚有不甘，他認定自己以狀元的身份去求人，忍受各種侮辱和譏諷，和從前入不了眼的人為伍，說些從前不會說的事，是「以爵然自待之身，溷穢濁不倫之俗」，因此常常自己覺得慚愧難當。他未曾料想到，自己充滿猶疑不安、篳路藍縷走出的這一步，開創了一個新時代。他和1897年在蘇州創辦了蘇綸、蘇經紗廠的狀元陸潤庠，以及咸豐朝狀元孫家鼐的子侄所創辦的阜豐麵粉廠等，起到了巨大的示範作用——傳統讀書人也可以選擇棄文經商，不再局促於科舉一途。各地的監生、舉人有感於地方貧瘠，紛紛辦廠自強。當時臨近濱海的川沙縣便有讀書人設了花米行、機器軋棉廠等。

擴張

大生紗廠利潤總額逐年增長，眼見盈利豐厚，投資入股者自然增多。1903年盛宣懷未曾使用的紗機也被大生吸收，總紗機增加到40800錠，佔到當年全國紗錠的11.9%。到1908年大生共獲純利一百九十萬餘兩，除了年息八厘的官息外，股東分紅可謂豐厚。

但張謇不滿足於僅僅設立一個盈利的工廠。他曾對後來成為大生二廠經理的劉厚生解釋廠名的由來：我們儒家，有一句扼要而不可動搖的名言『天地之大德曰生』，這句話的解釋，就是說一切政治及學問最低的期望要使得大多數的老百姓，都能得到最低水平線上的生活。換句話說，沒有飯吃的人，要他有飯吃；生活困苦的人，使他能夠逐漸提高。這就是號稱儒者應盡的本分。（劉厚生：《張謇傳記》）在為大生擬定的《廠約》，首先便說明辦廠的目的，是「為通州民生計，亦為中國利源計」。

張謇的長久設想，是以大生紗廠為核心，利用盈利創辦新廠，不斷擴大再生產，最後形成製造業、交通運輸業、鹽墾和農田水利業以及金融服務業多業共行的大生集團，然後，以實業為基礎，「父教育，母實業」，建設一個區域的理想社會，這是他1903年考察日本時，受日人經營城市重視規劃的啟發。

1900年，為運輸大生物料，張謇設立大生輪船公司；1901年，他創辦通海墾牧公司，依靠股份制集資，開墾蘇北沿海的灘涂荒地，以期廣植棉花，解決紗廠原料問題；1903年在崇明建了大生分廠。在六七年的時間裡，張謇在通海地區創辦了二十家左右的企業。此外，他還籌建了通州自立師範學校，附設農科、測繪、蠶桑等職業教育學科。1907年8月31日，大生召開了第一次股東大會，每位股東都分到了一把繪有公司地圖和公司創業史的摺扇。張謇用一個半小時回顧了大生的12年歷史，他向股東們表達了自己建設一個新新世界的願望。

新的生產方式逐漸滲入這塊古老偏僻的傳統之地。張謇開辦紗廠之初，南通人不曉得工廠為何物，謠傳工廠要用童男童女祭煙囪，女工要被洋鬼子割乳房。故而儘管南通向來是產棉花之地，鄉下婦女靠紡紗織布謀生，但紗廠當時所招女工並不多。直到此後謠言漸息，女工才多起來。而大生的管理制度亦充分照顧到本地傳統。每到農忙季節，大生紗廠便停產，讓工人回鄉務農，同時還領著工資；女工生孩子，廠里亦有補貼，小孩需要照顧，可以帶到廠里專人照看。

議政

作為地方精英，張謇的經濟實力，使得他可以承擔起社會公共事務的責任。尤其是1900年庚子之亂，他和湯壽潛等東南精英人物，推動劉坤一和張之洞等封疆大吏實現「東南互保」。一方面，他要避開政府過多的干預，在他所辦實業中，除大生紗廠是紳領商辦，其他均為民營性質；一方面多年經營實業，同時深諳中國政治，張謇意識到，「實業之命脈無不繫於政治」。此時，大生的事業方有起色，要發展，東南局勢一定要安穩。1901年他又寫就兩萬字的《變法平議》，提出一份社會改革方案。

像張謇、湯壽潛這樣具有令人敬重的社會地位、對公共事務有興趣的社會精英，在1900年代逐漸成為各種社會團體的領導人，在朝廷看來已經超出了傳統的官僚權力結構。於是，朝廷在1904年3月1日發布上諭，加賞張謇三品銜作為頭等顧問官。張謇在日記中說，考慮可能對自己經營實業有利，他便接受了這個新制下的官銜。

1905年日俄戰爭，張謇認為，「日俄之勝負，立憲、專制之勝負也」。此後，張謇積極推進立憲，他發起的預備立憲工會在1911年之前，做了不少卓有成效的工作，其中便包括編纂保護工商業發展的商法。1909年預備立憲工會完成了公司法和總則兩部草案，成為此後張謇擔任農商總長期間頒布公司法和商法的基礎。

1911年5月8日，清廷宣布「第一屆責任內閣」成立。擔任江蘇諮議局議長的張謇對這個皇族內閣極為失望，預感到全國將為之解體。此後他進京與政府接洽。途中，張謇去拜訪了當年在吳長慶幕府的同事袁世凱。此時袁世凱被攝政王以足疾開缺回原籍養病。兩位當年隨吳長慶平朝鮮「壬午兵變」的老同事，分手多年後相談甚歡。這次七個小時的「道故論時」，某種程度上可說決定了幾個月後張謇的選擇，而張謇的選擇某種程度上左右了當日中國的走向。

張謇親眼目睹了武昌起義的熊熊烈火，革命之火已成燎原之勢。實現國族的穩定和社會的發展，超越了政治分野，張謇很快主張順應潮流在共和主義下實現平穩過渡。他還出錢出物資，贊助江蘇都督程德全實現江蘇的光復。

事實上，正是由於張謇，以及其他來源於傳統士紳和商人階級的精英階層，一方面抱持著開放和革新精神，一方面又保守著傳統的精神力量，以及對政權的不信任態度，依靠現代化的勃勃生機，逐漸摧毀了清廷的合法地位。

張謇：狀元下海影響

1922年，70歲的張謇走到了一生的最頂點。北京、上海報紙舉辦民意測驗，張謇以最高票當選為民眾「最敬仰之人物」。在他生日前後，南通城車水馬龍，馬路兩旁紮起了彩色牌坊，方圓幾十里的人都來看燈會，張謇一人的生日，彷彿是地方事業成功的慶祝。

自從1916年與袁世凱決裂，政治於張謇而言，已經「興味淡然若水」，他決心抱「村落主義」，經營南通的實業、教育、水利、交通、慈善諸端，在這江北一隅 打造一個現代的桃花源。1920年他又發起組織「蘇社」，專門謀取江蘇各縣的自治，號召不要依賴政府和腐敗的社會，圖謀地方事業的發展。

小小南通成了民國的模範縣，全國各地來的觀摩者絡繹不絕。在當年的訪問者眼中，南通充滿現代氣息：大道旁柳樹成行，滿載麵粉、棉花以及旅客的卡車、汽車在 賓士；高聳林立的煙囪在冒著煙，工廠的機器轟鳴聲在迴響；圖書館、博物苑、印書館一應俱全；古老的城牆和城門被廢除，代之以新的環城公路。

而南通的自治成績激勵了不少有理想的實業家。1921年，無錫的實業家榮德生到南通參觀，深為觸動，一個南通，因為有張謇這樣的人物，就取得這樣的成績，他認為自己不過一介平民，不敢謀國，也願從家鄉做起。後來創辦民生公司的盧作孚也在1922年去南通拜會張謇，對他創造實業的精神深為感佩，此後他建設重慶北碚，亦可說是南通模式的一個翻版。

張謇一生，可謂是一位亦新亦舊的人物。他受德國俾斯麥的影響，認為富國捨實業與教育別無他途，欲興教育，則先興實業。在1910年南洋勸業會商，他正式提 出「棉鐵主義」。三年後，他在研究了晚清40年來中外貿易的材料后，認為列強輸入中國的大宗商品棉和鐵，造成中國白銀大量外流，如果再不改變，即使不亡 國，也要窮死。因此主張率先發展棉鐵，逐步全面振興實業。而凝聚了他的追求與夢想的南通模式，又深深包含著儒家士大夫「兼濟天下」的義務和職責。他的世界 觀仍是傳統的「天下一家，中國一人，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一生為事業生，為事業死。張謇入殮時，家人依照他的吩咐，給他穿上大生紗廠織就的布衣。三年後，他的兒子張孝若為父親作傳，請胡適寫序。在序言中，胡適說 在近代中國史上，張謇是「一個很偉大的失敗的英雄」，張孝若亦認可此種說法。然而胡適又說，「他獨立開闢了數種新路，做了三十年的開路先鋒，養活了幾百萬 人，造福於一方，而影響及於全國」。成功，或者失敗，又豈能涵蓋這位披荊斬棘敢為天下先的狀元實業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