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法難：北周武帝滅佛

宇文邕（543—578），字禰羅突，是宇文泰的第四個兒子。他當了十八年皇帝，死時僅三十五歲，史稱北周武帝，是南北朝時期著名的政治家和軍事統帥。周武帝是南北朝時期的一代英主，可惜正當他打算「平突厥，定江南」，實現統一全國理想的時候，病逝於出征前夕，令後人唏噓。

這樣一名出色的政治家和軍事家，怎麼會反佛呢？其中的原因是複雜的。首先我們要回顧一下周武帝的出身——宇文護，又名薩保，是宇文泰的侄兒。西魏時，曾任大將軍、司空。556年，宇文泰病重臨終之前，曾對宇文護要求他輔佐少主。宇文護表面許諾。但第二年，他立宇文覺為帝，建北周。宇文覺「性剛果，惡晉公護之專權」。宇文護見他不服，不久將他毒死，另立宇文毓為帝，為北周明帝。北周明帝在位四年後，宇文護又將他毒死，改立北周武帝——宇文邕。在武帝掌權之前，大權為宇文泰的侄子宇文護掌握。宇文護大力推行佛道，因此當時的武帝也對佛道極力的推崇，這可能也是明哲保身迫不得已之舉。

北周武帝滅佛，同時也滅了道。這也是和當時北周武帝後來推行的一系列的改革政策有很大的關係。

北魏末年，社會動蕩。公元 515 年爆發過冀州沙門法慶聚眾造反之事，其眾多達 5 萬以上，法慶自稱「大乘」，鼓吹「新佛出世」，所至即毀寺、殺僧、焚經、燒像，故此對當時的僧俗地主統治階級形成了極大的威脅。北魏鎮壓了「大乘起義」后不久，在公元523年，又爆發了規模更大的「六鎮起義」，接著各處紛紛出現反魏起事，群雄並出。當時北方地區的僧、道階層過於龐大。根據《魏書》稱，正光（公元520－525年）以後，不少原屬國家的編戶民眾，為避苛役重賦，相繼投入空門；此外，其時社會政治動亂的加劇，亦令普通百姓尋求相對安全的宗教實體之庇護。以致全國的佛寺竟有3萬之多，僧、尼數目則有200萬之巨，這在當時北中國的人口比例上，達到了極高的程度，約佔全國總人口數的16分之1。士這促使封建國家政權採取極端手段，以擴大經濟來源來充實國力。

天和二年（567），有一個叫衛元嵩的人給周武帝上書，認為「唐、虞無佛圖國安；齊、梁有寺舍而祚失者，未合道也。但利民益國，則會佛心耳。夫佛心者，大慈為本，安樂含生，終不苦役黎民。」因此，他建議周武帝滅佛。

公元572年，周武帝誅殺宇文護，把大權收歸己有之後，於次年十二月，又召集道士、僧侶、百官再次討論佛、道、儒三教的問題。這一次，「帝升高坐，辨釋三教先後，以儒為先，道教為次，佛教為後」。把佛教抑為最末，事實上已是滅佛的前奏。當時有些佛教徒不知周武帝用意所在，還一個勁地爭辯不休，說明佛教當在道教之上，心裡很不服氣。而另一些明眼人卻看透了周武帝的心事，指出：「若他方異國，遠近聞知，疑謂求兵於僧眾之間，取地於塔廟之下，深誠可怪。」他們認為周武帝這樣做並不能達到預期目的，因為「但頑僧任役，未足加兵；寺地給民，豈能富國」。

武帝不怕死後下地獄的威脅，於建德三年（574）五月十五日，周武帝下詔「斷佛、道二教，經像悉毀，罷沙門、道士，並令還民。並禁諸淫祀，禮典所不載者，盡除之。」一時間，北周境內「融佛焚經，驅僧破塔……寶剎伽蘭皆為俗宅，沙門釋種悉作白衣」。

建德六年(公元577年)，北周滅北齊后，針對繼續發展的佛教實體，立即推行滅佛政策，毀寺4萬，強迫300萬僧、尼還俗，相當於當時總人口數10分之1 的人重新成為國家編戶，這對急需兵源和財力的封建朝廷來講，其意義之重要不言而喻。

周武帝滅佛，時間較長，涉及面廣，觸動深，成績可觀，這一點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因此當時有人稱讚說：「帝獨運遠略罷之（指滅佛），強國富民之上策」。滅佛事實上也起到了「民役稍希，租調年增，兵師日盛。東平齊國，西定妖戎，國安民樂」的作用。正因為北周成功的滅佛運動，才使它國力大大增強，為北周滅齊乃至北周統一北方都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在佛道二教極度興盛的南北朝時期，周武帝獨樹一幟，毀佛斷道，但並不屠殺僧侶，顯示了其統治的高度靈活性。縱然周武帝個人十分認可甚至是推崇宗教思想，但當宗教的發展與國家機器的運作發生衝突時，他能清醒認識，挈重量輕，果斷抉擇而不拘泥於傳統，實為難能可貴。對比同一時期，即北齊、江左政權的各位封建君主，大多不能正視宗教過度發展給國家帶來之不利而盲目推動，更可襯托周武帝統治政策之靈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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