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著：《中國醫學通史簡編》之秦漢時期藥物與方劑成就

編輯摘錄：謝侗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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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漢是中國藥物與方劑及其學術體系奠基的時期。在大量臨床實踐經驗積累的基礎上，藥物與方劑所涉及的領域大大開拓。以《神農本草經》和《傷寒雜病論》中的方葯及其理論最有代表性。它們分別被後世譽為「本草學經典」和「醫方之祖」，對秦漢以前的方葯及其學術理論是一個階段性總結，對以後的藥物方劑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三、《傷寒雜病論》對方劑學的貢獻

方劑學的成就是《傷寒雜病論》的主要貢獻之一。漢代是方劑學大發展的時期，《漢書·藝文志·方技略》記有經方11家，274卷，但魏晉以後已亡佚。東漢末年成書的《傷寒雜病論》，必然對秦漢以來醫家遺方及同時各家的方劑進行了廣泛擇取。它以六經辨證和臟腑辯證為準則，靈活地運用於外感傷寒與內傷雜病的治療中。

據統計，《傷寒論》收載方劑113首（其中禹餘糧丸有名無方，故實為112首），《金匱要略》收載方劑262首，除去二書重複者，實得269首。《傷寒論》中的方劑可分為十二類，如桂枝湯類19方，麻黃湯類6方，葛根湯類3方，柴胡湯類6方，梔子湯類7方，承氣湯類12方，瀉心湯類11方，白虎湯類3方，五苓散類4方，四逆湯類11方，理中湯類9方，雜類22方。《金匱要略》中方劑較《傷寒論》更為豐富，如其分痰飲為四種：痰飲、懸飲、溢飲、支飲，分析其病機，辨別其寒熱：選用方劑達16種，涉及藥物30種。

從對《傷寒雜病論》中方劑的分析來看，該書對方劑的配伍關係和加減變化，已相當嚴格，達到很高的水平，用於治療傷寒病太陽經表實證的麻黃湯，葯只四味，但配伍法度嚴謹，選葯精審恰當，再者，注意依據不同情況而加減變化，如用於治療中風表虛證的桂枝湯，由它加減變化而成的方劑達19種。方劑的加減變化也極有法度，體現了有常有變的遣方用藥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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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方證結合方面，《傷寒雜病論》充分體現了因證立法、以法系方、據方用藥的準則。如「以下有痰飲，胸脅支滿，目眩，苓桂術甘湯主之。」痰飲為飲邪留於心下，阻礙虛陽所致，方中用茯苓健脾淡滲，桂枝溫陽化氣，白朮運脾燥濕，甘草調和脾胃，共奏健脾滲濕、溫化痰飲之效，而所依之法，則在於「病痰飲者當以溫葯和之」。理法方葯，契合得當。

在劑型方面，《傷寒雜病論》在記述的劑型遠遠超過了前代各類醫書的記載，有湯劑、丸劑、散劑、酒劑、洗劑、浴劑、熏劑、滴耳劑、灌鼻劑、軟膏劑、肛門栓劑、陰道栓劑等。針對不同病情採用適當的劑型，有助於療效的提高。

《傷寒雜病論》中的方劑大多切合臨證，療效可靠，如白虎湯治暑溫、茵陳蒿湯治黃疸、白頭翁湯治痢疾等等，一直為後世醫家所襲用，並尊為「經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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