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的朋友圈

蔣介石在給戴季陶的一封信中，這樣評價孫中山的交友之道：「吾謂孫先生待友，其善處在簡直痛快，使人畏威感德。」蔣介石追隨孫中山多年，對孫中山的為人處世十分了解，他的這種說法，庶幾符合歷史的真相。

要言之，作為一個舊時代終結者的孫中山，除了政治才幹與政治眼光，在待人接物和交朋結友方面，也確有其過人之處。正是他身上展現出來的這種讓人畏威感德的風采，使得大批時代精英願意鞍前馬後地追隨他。

事實上，幾乎所有傑出的政治人物，當他們在經營自己的朋友圈時，都表現出了巨大的人格魅力，像恆星那樣，把作為行星的眾多朋友緊緊地吸引在自己的身邊，使其圍繞自己運轉。反過來，透過一個政治人物的朋友圈，也能看出這個政治人物的性情與才華，品行和胸襟。

孫中山與張靜江

從本質上說，不論政治帳還是軍事帳，最終都是經濟帳。換言之，政治活動也好，軍事活動也罷，必須要有錢才能落到實處。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沒有經濟這個基礎，其它都是空中樓閣。

是故，在孫中山從事「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反清活動中，他離不開錢，必須有大量的經濟投入，才能使革命活動得以維續。小到革命黨的日常運營，大到一次接一次的武裝起義，說白了，如果沒有相應的資金作後盾，一切都是鏡花水月。

為此，我們看到，孫中山年復一年地在世界各地奔走，做演講，搞募捐，甚至和日本、英國等國家的政要暗通款曲，其目的就是為了搞錢。可以說，為了籌集革命資金，孫中山早已煞費苦心。

孫中山的長兄孫德彰早年赴美國檀香山經商併發商致富，家有牧場6000英畝，牛羊數萬隻，山林無數，工人逾千。為了支持孫中山革命，孫德彰傾盡家財相助，竟至於家道中落。

孫科回憶說，「有一個時期，他的事業非常發達……國父每次去，都問他要錢，而且他每次都是整萬的美金拿出來，因此到了辛亥革命前五六年間，他實在支持不住了，地產也被債主查封了。」

孫中山則說，在同盟會成立之前，出資資助革命者，不過親友中少數人而已，其它人不願也不敢資助。像廣州起義所需軍費，大頭就是孫德彰贊助的。所以，孫中山的這位兄長，乃是孫中山早期革命活動最主要的金主。

為了廣開革命財源，孫中山先後想過許多辦法進行募集。比如他曾在香港、日本和美國發行革命公債。這種公債類似於股票，只不過投資的不是企業，而是革命黨這個組織。如在香港發行的公債約定，凡現在購買10元公債的，革命成功后，償還100元。但是，從落實情況看，革命公債的收益並不理想。

1904年，孫中山赴美，當時華人幫會組織致公堂在美國擁有15萬會眾，影響巨大，孫中山以為如果能將該組織吸納，則每位會員只要交納兩美元會費，即可坐收30萬巨款。

於是，孫中山降尊紆貴，在檀香山加入致公堂，被封為洪棍──洪門成員，例分三等，元帥稱為洪棍，軍師稱為紙扇，將官稱為草鞋。

但是，事與願違，儘管此後孫中山及其追隨者在全美各地奔走演說，慘淡經營，卻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常常只能在上一個城市募集到僅夠前往下一個城市的旅費而已。

事實上，真正數額巨大、足以成大事的收入，對孫中山和革命黨來說，乃是一些慷慨之士的捐款。如前文所說的孫德彰，以及另一個浙江富豪，他「自投身革命黨以來，只盡義務而不問權利，三十餘年如一日」，孫中山因而將其稱為奇人，後來更譽為革命聖人。此人就是孫中山朋友圈裡頗為特立獨行的張靜江。

張靜江又名張人傑，浙江湖州南潯人。從明朝萬曆年間開始，南潯依靠蠶絲業和手工業、繅絲業，湧現出大批巨富豪紳。太平天國爆發后，南潯大批商人避居上海，因而得以與西人接觸。當時，歐美對優質的湖州輯里絲需求甚旺，南潯商人因緣際會，成為炙手可熱的國際絲商。

人們按照財富規模的大小，把南潯富商分為「四象八牛七十二黃金狗。」第一級別的象，是指財產在100萬兩白銀以上者。張靜江的家族就屬於四象之一，只不過，張家的財產遠遠不止100萬兩，而是高達驚人的1200萬兩白銀。

這一數字，相當於19世紀末期日本年財政收入的四分之一。如果把南潯全鎮富商的財產加在一起，其數字竟然超過了清政府的年財政收入。

張靜江的父親去世后，他分得一筆巨額遺產。這位為人豪邁，出手大方的青年，年紀輕輕就身家巨萬，美中不足的是身體羸弱，腳有殘疾。

1903年，張靜江作為駐法公使孫寶琦的隨員前往巴黎。在巴黎，張靜江充當商務參贊的同時，充分發揮他們老張家善於經商的優勢，開辦了一家名為通運的公司，經營古董和絲綢，獲利甚豐。

巴黎生活對張靜江影響巨大。在這裡，他深受法國無政府主義思想影響，接受了巴枯寧、蒲魯東等人的學說。昔日那個江南水鄉的知書達理的富家公子，一下子蛻變成激進甚至偏激的新思想者，馮自由認為張靜江乃是「我國人之言無政府主義者自茲始」。

激進的言論和使館公職人員的官方身份如此格格不入，以至不少留學生懷疑他是清政府暗探，故意大談革命引人上鉤。有兩次，當他在稠人廣座中大談革命與造反時，幾乎遭到留學生們老拳相向。

孫中山與張靜江的結識也頗別緻有趣。那是1905年，在法國的一條輪船上，張靜江發現有一個旅客長得很像傳說中的亂黨首領孫文，他向人打聽證實之後，立即興奮地前去拜訪。他向孫中山表示：我對您聞名已久，我深信不革命就不能救中國。

張靜江雖是富家公子和外交官員，但孫中山對面前這個滿臉興奮的青年卻一無所知，孫中山本人此時早已聞名歐美。原來，廣州起義失敗后，孫中山流亡海外，於1896年10月來到倫敦，被清朝駐英公使龔照瑗秘密誘捕並計劃押送回國。

在清政府看來，這是捉拿欽犯，乃天經地義；但在英國人看來，清國官員在本國領土擅自抓人，乃嚴重違法。故此，當孫中山早年在香港的英國老師康德黎獲知后，立即展開營救。強大的社會輿論下，英國首相兼外交大臣向清使館發出照會，要求按國際法和國際慣例立即釋放孫中山。

在囚禁12天之後，孫中山重獲自由。不久，孫中山用英文寫成《倫敦蒙難記》一書並在英國出版，披露了這一事件的真相，從而贏得了大量歐美民眾的同情和理解，一時名聲大噪。這也是張靜江為何在輪船上認出孫中山的一個潛在原因。

因此，這次輪船上的邂逅，對張靜江來說，頗有一種粉絲見到偶像本尊的欣喜和激動。面對偶像，粉絲張靜江表示：我在法國經商，收入不錯，如果您需要經費，我可以隨時資助您。

經年累月為籌措經費而發愁的孫中山聞言，無異於喜從天降，兩人約定了通電暗號：電文以ABCDE為序，A為1萬元，B為兩萬元，C為3萬元，以此類推。

對這個海上偶然相識的富家子弟，他將真的踐諾資助，還是口惠而實不至，孫中山心中並沒有底。次年，孫中山來到東京，又一次為經費束手無策。此時，他想起了與張靜江的約定，並把此事告訴黃興，但黃興不相信天底下有這樣的人。兩人抱著有棗沒棗打一竿的態度給張靜江發了封電報。

孰料，就是這封不抱希望的電報發出后，竟有3萬法郎巨款從法國匯到東京，革命黨人為之歡呼雀躍。後來，孫中山在越南又先後兩度向張靜江發電報，一次為A，一次為E，張靜江都如約把款項迅速匯來。

儘管多次給予孫中山和革命黨巨額資助，但很長時間裡，張靜江竟然沒有加入同盟會。其原因，在於特立獨行的張靜江對同盟會盟書里的「當天發誓」字樣不以為然。當馮自由和胡漢民邀請他入會時，他提出：我是無政府主義者，從來不信天，如同意我不用當天二字，我才加入。於是，在向孫中山請示后，張靜江成為僅有的例外。

張靜江加入同盟會後，為革命籌款的任務幾乎天經地義地落到了他頭上。每逢要用錢，孫中山總是向張靜江伸手，張靜江也總是竭盡所能地籌措。

但是，要推翻一個垂而不死的大帝國所進行的武裝起義和地下鬥爭，所需的金錢肯定是一個天文數字，即便是億萬富豪的張靜江也漸漸難以為繼。為此，他先是賣掉了經營良好的通運公司，後來又賣掉了上海灘的五棟花園洋房。

在公司和洋房都賣掉以後，這個曾經的大富豪已經囊中羞澀。為了幫孫中山籌款，他向其堂兄張石銘借錢。第一次，張石銘很爽快地借給了他。沒過多久，他又第二次上門。堂兄覺得即便是辦公司血本無歸也不致於這麼快就花完了，加上聽到社會上關於張靜江暗中資助亂黨的風言風語，張石銘予以峻拒。

兩兄弟越說越僵，張靜江竟然從懷中掏出手槍，威逼堂兄又一次借錢。此後，張靜江通過各種手段，把包括他的哥哥、舅舅在內的諸多有錢的親戚都吸收到同盟會中，成為革命黨的籌款對象。

1920年，在孫中山授意下，張靜江在上海創辦了我國第一家證券交易所，其目的也是為當時的國民政府籌集經費。證券交易所賺得的錢，大部分都送到了廣州，交到孫中山手上。

民國后，為了報答張靜江，孫中山擬請他出任財政部長，但張靜江堅辭不就。

到二次革命期間，當孫中山下野處於風雨飄搖的劣勢時，邀請張靜江出任革命黨財政部長，這一次，張靜江欣然答應。拒絕錦上添花，專司雪中送炭，張靜江品行之高潔，由此可窺一斑。

孫中山對張靜江毀家紆難式的汗馬功勞胸中有數，他一直把張靜江視作最心腹的密友，他曾告訴黨內同志：「張原屬富豪出身，黨內財務，唯張所為」。

在南潯鎮的張靜江故居，有一幅孫中山手書的對聯：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四十州。那是1923年，張靜江因病回南潯休養時，孫中山特意介紹了一位德國名醫前往南潯診病，並託人帶去這幅對聯以示慰問。

1925年春天，孫中山在北京沉痾不起。纏綿病榻時，每天都要前往探視的幾個人中就有張靜江。孫中山彌留之際，在兩份事先由汪精衛準備好的遺囑上簽字時，按孫中山要求，第一個簽字的就是張靜江。但是，張靜江只寫了張人兩個字，傑字卻因為過於悲傷再也寫不下去了。

1950年，74歲的張靜江在紐約病逝，這時，距孫中山去世已經25年了。

有人把張靜江稱為現代呂不韋，竊以為，這種貌似讚揚的評價其實低估了張靜江。蓋呂不韋之所以在子楚身上花大價錢，其原因是呂不韋認定子楚奇貨可居，他只不過在做一樁大生意而已；而張靜江對孫中山的資助，卻是基於一種理想和信念，以及兩人之間莫逆的同志之情。

孫中山與楊度

「立德、立功、立言」是為三立，這大概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共同的最高理想。但這種理想比較抽象，因而在一些胸懷大志的知識分子那裡，最高理想常常具體為作帝王之師。

清季，三千年未有的大變局之下，挑戰與機遇同在，腐爛共新生齊飛，一心想要依憑才華躋身為帝王之師並「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的知識分子不在其少。

這中間，最典型的有兩個，一個是有南海聖人之稱的康有為；不過，他的保皇會與革命黨勢同水火，康有為雖與孫中山同為廣東老鄉，二人老家相距不過百餘里，但兩人不在同一個朋友圈內。

另一個是楊度。湖南人楊度字晳子，少孫中山九歲。年輕時，楊度師從晚清大學者王闓運，後來兩度赴日留學，先後與黃興和汪精衛同學。楊度早年曾參加過康梁的公車上書，在日本時與梁啟超交往甚密。

孫中山與楊度的相識和訂交即在日本，時為1905年。當時，楊度因剛領導了聲援粵漢鐵路事件的請願，聲名極響，儼然清國留學生領袖-----這樣也才能理解，為什麼作為反清事業帶頭大哥的孫中山會主動去找他。

章士釗回憶，當時，孫中山攜帶一個小包袱從橫濱趕到東京，孫、楊初次見面，竟然劇談了三天三夜，「滿漢中外，靡不備論；革保利病，暢言無隱。"

不過，令孫中山頗感遺憾的是，儘管他向來以辯才無礙著稱，卻完全沒能說服楊度。其實這也是意料中的事情：楊度一向主張實行君主立憲，主張保皇，這與孫中山的武裝革命完全是兩條絕然不同的道路。

楊度認為，孫中山用暴力推翻滿清，如同一劑猛葯，疲弱的中國難以承受，因而最好的辦法是實行憲政。要言之，一個鼓動自下而上的革命，一個提倡自上而下的改良。

孫中山與楊度的初次相見，以兩人各執一詞而告終。分手時，楊度與孫中山約定：吾主張君主立憲，吾事成，願先生助我；先生號召國民革命，先生功成，度當盡棄其主張以助先生。努力國事，期在後日，勿相妨也。

不過，這次會面也並非一無所獲，除了二人從此訂交，成為道不同志不合卻肝膽相照的一種關係奇特的朋友外，楊度還為孫中山推薦了一個後來舉足輕重的大人物，那就是黃興。孫黃的結交，直接催生了後來的中國同盟會。

東京會晤后，孫中山與楊度這兩列目標完全不同的火車，各自在自已的軌道上前進。楊度回國時，清政府已意識到實行君主立憲乃是對付革命黨造反的有力武器，於是著手預備立憲。楊度先是出任湖南憲政公會會長，後來又因袁世凱和張之洞的保薦，進京任憲政編查館提調，相當於智饢和文膽。是故，清政府關於立憲的文件多出自楊度手筆。

經袁世凱安排，楊度曾為包括慈禧在內的王公大臣講解憲政和法律。有一個近乎於段子的故事是，楊在為慈禧辦講座前，詢問慈禧的近侍太監，什麼可以講什麼不能講。太監想了想說，只要你說堅持大清統治不動搖就行。

辛亥革命后，楊度先後出任統計局長和學部大臣。當袁世凱猶豫是否稱帝時，楊度是積極鼓吹者和推波助瀾者之一，在為復辟帝制搖旗吶喊的籌安會裡，楊度是所謂的六君子之首。當他聽說袁世凱在秘密準備龍袍時，趕緊從巴黎給自己訂製了一套首相服。

袁世凱倒台後，楊度淪為被通輯的要犯，直到兩年後北洋政府發布特赦令。楊度與孫中山再次建立聯繫時，已經是1922年，這時距孫中山去世只有兩年了。那一年，陳炯明兵變，吳佩孚隨時可能南征，孫中山面臨兩面受敵。

窘境之中，孫中山派人找到楊度，希望楊度遊說曹錕，讓曹錕制止吳佩孚支持陳炯明。有人對楊度能否伸出援手表示懷疑，孫中山說，「楊度可人，能履行政治家諾言。」這諾言，即指當年兩人在東京時的約定。

接到孫中山秘信后，楊度立即付諸行動。一方面，他請求同窗好友夏壽田遊說直系將領王承斌；一方面，他親自到保定找曹錕。曹錕與楊度也算老熟人，楊度最落魄的時候，曹錕還慷慨地贈送過他一筆錢。於是，事情的發展果然如孫中山期望的那樣，原本有可能趁陳炯明之亂揮師南下的吳佩孚按兵不動。

說項成功，讓原本已禮佛作畫不問世事的楊度重又升騰起對政治的極大興趣，他興沖沖跑到上海找到孫中山，要求加入國民黨。這也意味著，當年在日本的那場爭論，楊度以實際行動表示認輸。孫中山喜不自禁，特意電告全黨，宣稱：楊度「此次來歸，志堅金石，幸勿以往見疑。」

兩年後，孫中山病逝，楊度撰輓聯曰：

英雄作事無他，只堅忍一心；能全世界能全我。

自古成功有幾，正瘡痍滿目，半哭蒼生半哭公。

與孫中山這種純碎的革命家相比，楊度的一生顯得特別複雜，其身份與立場的轉換，常常有出人意表之惑。以他晚年而論，一方面為孫中山斡旋，一方面又充當軍閥張宗昌的軍師；一方面在李大釗被捕后積極營救，甚至為此賣掉了房子，一方又在聞人杜月笙那裡充當高級清客，月支500大洋的高額報酬。

最出人意料的是，1929年，當國民黨對共產黨實施殘酷的白色恐怖時，楊度卻秘密加入了共產黨。

以楊度的身份，居然是共產黨，這簡直是一件石破天驚的奇事。此事於1978年7月，因長期在周恩來身邊工作的原國家文物局局長王冶秋髮表在《人民日報》上的一篇文章而披露。

1931年夏，閑居上海的楊度病逝，去世前，他自撰了一副輓聯：

帝道真如，於今都成過去來；

匡民救國，繼起自有後來人。

通過孫中山和楊度的交往，我們不難發現在這些影響歷史進程的大人物身上，還殘留著古人遺風，那就是儘管志向不同，目標不同，但他們彼此尊重對方的選擇。

顯然，孫中山和楊度兩人的選擇有著霄壤之別，這種區別甚至勢同水火：一個是發誓要將皇帝拉下馬的革命派，一個是致力保皇的立憲派。按理，他們原本應該是敵人。但是，他們卻成為了可以依賴的朋友。庶幾我們也可以斷言：做肝膽相照的朋友容易，做肝膽相照的「敵人」難乎其難。

孫中山與徐樹錚

關於徐樹錚，我曾在刊發於《同舟共進》上的一篇文章中說過，徐樹錚「是一個手眼通天的風雲人物。譽之者稱其為衛國護邊的民族英雄，謗之者斥其為攪得天下大亂的陰謀家。他既有公忠體國的A面，也有結黨營私的B面；他有時是陰險狡詐的政客，有時是風流儒雅的文人。」

徐樹錚系江蘇蕭縣（現屬安徽）人，早年與段琪瑞訂交，被時人稱為段祺瑞手中的小扇子。段祺瑞本是一個獨行專斷的人，惟獨對徐樹錚言聽計從。袁世凱在世時，為了保舉徐樹錚做國務院秘書長，段祺瑞不惜與對徐樹錚印象不佳的袁世凱爭得面紅脖子粗。

黎元洪任總統、段祺瑞任總理時，徐樹錚這位國務院秘書長根本不把黎放在眼裡，甚至缺少起碼的禮節和尊重。

有一次，徐樹錚拿了三個官員的任命到總統府請黎元洪蓋印，黎多嘴問了下官員出身，徐樹錚不耐煩地說，「總統不必多問，總理早已研究清楚了，請快點蓋印吧，我的事情還忙得很呢。」

黎元洪貴為民國大總統，竟被國務院秘書長當面頂撞，氣得臉色發青，卻只敢對手下人發一通牢騷：「我本來不要做這總統的，而他們竟公然目無總統。」

孫中山提倡三民主義，徐樹錚卻熱衷武力統一；孫中山主張召開國會，實行選舉，徐樹錚卻組織了非法的安福國會；孫中山主張愛惜民力，罷兵生產，徐樹錚卻向日本舉債練兵；孫中山是南方革命政府的首腦，徐樹錚卻是北洋軍閥的要員。一言以蔽之，孫中山和徐樹錚原本就是兩條道上奔跑的火車，道不同不相為謀，他們怎麼會成為朋友呢？

但是，時勢的變化卻使徐樹錚進入了孫中山的朋友圈。這得從1919年中外矚目的一件大事說起，這件大事就是徐樹錚收復外蒙。

如今被稱為外蒙古的地方，歷史上曾是中國的一部分。辛亥革命之際，中土大亂，在沙俄陰謀策動下，外蒙古活佛八世哲布尊丹巴於庫倫獨立，建立大蒙古國並自立為帝，年號共戴。隨後，俄蒙軍隊包圍了清政府駐庫倫的蒙古辦事大臣衙門，解除了清軍武裝並將辦事大臣及隨從押送出境。

外蒙的獨立，清政府和繼后的民國政府均不承認。兩年後，在沙俄威逼下，袁世凱不得不和沙俄簽訂了《中俄聲明》，聲明規定，中國承認外蒙古自治，外蒙古承認中國的宗主權，中國不得在外蒙派駐官員、軍隊，以及移民。

十月革命后，俄國無力東顧，遂引發了日本對外蒙古地區的貪慾。在駐庫倫武官松井中佐等人的策劃下，日本擬成立一個包括布里雅特和內外蒙古及呼倫貝爾在內的大蒙古國。

八世哲布尊丹巴稱帝前，外蒙的政體是王公管政，喇嘛管教，但哲布尊丹巴上台後，集政教大權於一身，喇嘛當道，王公大權旁落，引發其強烈不滿。再加上畏懼日本乘機侵佔，王公們紛紛策動撤銷自治――其目的當然不是為了歸附中央，而是為了恢復前清舊制，以便重掌大權。

當時，代表民國政府駐庫侖的是都護使陳毅。但陳毅舉措失當，哲布尊丹巴堅決反對撤治。這時，徐樹錚奉命處理此事。

徐樹錚顯示了一個邊才的雄才大略。他在任西北邊防籌備處長時，即對外蒙以及日、俄之間的關係瞭若指掌，他認為外蒙對中國徘徊觀望，乃是由於日、俄盅惑所致。為此，他甫一進入庫侖，即與松井交涉，通過國際法慣例，將松井非法派遣到庫侖的100餘名士兵繳械。

對於蒙古喇嘛、王公在中、俄、日之間的騎牆，徐樹錚認為是中國方面不夠強勢。為此，他在入蒙之前調集了80輛大卡車，入庫侖時，每車乘士兵20人，將所有新式武器悉數向蒙古人展示。車輛進入軍營后，士兵受命伏於車內，上以帆布覆蓋，重又離開營房，駛到庫侖郊外，混入其他車輛中，以為疑兵之勢。當時，徐樹錚所部只有8000人，但外界紛紛猜測他至少帶了5萬軍隊。

恩威並施之下，1919年11月17日，外蒙古上書中華民國大總統徐世昌，呈請廢除俄蒙一切條約，蒙古全境歸還中國。至此，徐樹錚入蒙僅僅22天，不費一槍一彈，完成了外蒙重歸版圖的重任。

當年11月底，徐樹錚從外蒙凱旋歸京后，通電全國各地實力派，陳述他收復外蒙的經過。很意外的是，這些收到通電的實力派，包括了原本與北洋軍閥勢同水火的孫中山。孫中山收到電報后，立即作出積極反應，他當即複電徐樹錚，對徐大加讚賞，把他比作班超這樣的英雄。

作為革命者的孫中山，向來與作為軍閥的段祺瑞和徐樹錚之流是漢賊不兩立，因此孫中山的這通電文，甚至遭到了其部下的質疑。孫中山解釋說，「徐收回蒙古，功實過於傅介子、陳湯，公論自不可沒。」

孫中山和徐樹錚此前從未謀面，也沒有任何書信文電往來，因此這兩通電報，是他們交往的開始。孫中山對徐樹錚的盛讚，固然有為其收復國土而欣慰的因素，但另一個更大的因素則和此時的國內政局不無關係：

在北方，直皖漸成水火，很快便爆發了直皖大戰，並以段祺瑞的失敗告終；段祺瑞需要尋找新的同盟力量，徐樹錚想到了廣有影響的孫中山。在南方，孫中山受桂系排擠，鬱郁不得志。孫中山的一大設想就是聯合段祺瑞和張作霖以圖崛起。因此儂情我意，一拍即合。

也許我們有些難以想象，教科書里光明磊落的革命家孫中山，竟然會與段祺瑞和徐樹錚這樣的軍閥勾勾搭搭，但真實的歷史就是如此。須知，歷史人物不是一個非A即B的平面，而是一個多面體。即使革命家，他也要審時度勢，也要合縱聯橫，也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

剔除政治家的功利因素，公允地說，孫中山對徐樹錚的才幹也真的表露出了極大賞識。直皖大戰以皖系失敗告終，徐樹錚不得不宣布下野，避居天津。1922年1月，徐樹錚由天津千里迢迢奔赴廣州，此時孫中山身在桂林。在蔣介石的陪同下，徐樹錚前往桂林與孫中山相見，這是兩人的第一次見面。

見面時，兩人惺惺相惜，大有相見恨晚之意。在徐樹錚一方，他在給段祺瑞的電文里，真誠地表達了對孫中山的敬仰之意：「與中山及其副貳將佐長談數日，推襟送抱，縱橫天下，暢所欲言。因知其屢蹶屢起，自有一種不可磨滅之真力在。」

在孫中山一方，孫對與徐樹錚見面一事，曾告訴蔣介石說，「徐君此來，慰我多年渴望。」甚至，孫中山不揣冒昧，請求徐樹錚留下來做他的參謀長。但徐樹錚乃是段祺瑞的小扇子和靈魂，他只得婉辭：我在北方幫助孫先生，會比在孫先生身邊幫助更大。

有意思的是，蔣介石當時地位還不甚高，在他陪同徐樹錚前往桂林時，兩人朝夕相處多日，眼力頗深的徐樹錚回到上海后和友人聊天，下斷言說，「將來真正幫助孫先生成功的，恐怕是一位蔣介石先生。」

孫中山去世后，舉國哀悼，輓聯無數，而公認寫得最好的，卻出自傾蓋如故的徐樹錚之手：

百年之政，孰若民先，曷居乎一言而興，一言而喪；

十稔以還，使無公在，正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