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文化｜還原「及時雨」宋江的本來面目（一）
史書評價宋江：「淮南盜宋江等犯淮陽軍，遣將討捕；又犯東京、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張叔夜招降之。」「宋江起河朔，轉略十郡，官兵莫敢櫻其鋒。」「江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官軍數萬無敢抗者，其才必過人。」這些零星記載可看出宋江起義軍除暴安良、深得民心的威勢，已形成一枝獨秀。
宋江，人稱「濟人貧苦」的「及時雨」。
他仗義疏財，精明練達，忠厚謹慎，上至官司府令吏，下至庶民百姓，多結深情。
他能將梁山英雄凝聚身邊並非偶然。
但就宋江個人而論，有必要撥開陰霾，去偽存真，還其本面目。
（一）
作為農民起義領袖，宋江的優點並非關鍵，而具有決定意義的是缺乏雄才大略。
小說把高俅發跡的事委放在開端，言明「亂自上作」，暗示在一個昏君為首的腐朽專治下，將陷入一個萬民塗炭的境地。
高俅作為代表人物猶如一根黑線貫穿全書。
他只是個「浮浪破落戶子弟」（一個連他父親都不容、要告他狀的刁悍無賴），只因踢得一腳好球，受到皇帝賞識，「沒半年之間，直抬舉他做到殿帥府太尉職事」。
他倚勢恃強，與蔡京、童貫穿之流狼狽為奸，挾持朝政。
各地大小官吏多是他的嫡系。
徽宗慕容貴妃之兄、青州知府慕容·彥達，「倚托妹子的勢要，在青州橫行，殘害良民，欺罔僚友，無所不為」；高俅暝蛉之子高衙內在東京「專一愛淫垢人家妻女」；高唐州知府高俅弟弟高廉「狐假虎威，為非作歹」；還仗著蔡京「泰山之恩、提攜之力」，在大名府竭盡全力搜刮錢財的梁中書。
蔡京書法
權臣童貫
以及大批處於基層的貪官污吏與惡棍，如設下圈套將武松押入死囚的張都監，光天化日之下公然奪了施恩快活林酒店的惡霸門神，流氓阿混西門慶等等，還有形形色色的差撥、役吏和爪牙，殘酷地壓榨著人民。
加之女真、蒙古族先後南下，民族和階級矛盾日益激化，農民起義此伏彼起，遙相呼應。
甚至地主階級內部也出現分化，象家藏「丹書鐵券」的世襲大貴族柴進和將門後裔楊志、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林沖、大地主盧俊義等，都先後卷進起義隊伍。
尤其是當時最高領導集團成員之間爾虞我詐，勾心鬥角，只管自己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以圖取而代之。這些都充分說明當時宋王朝的黑暗，皇帝好比在著了火的柴草上睡覺。
丹書鐵券
宋江的前途無非是：爭取民心，武裝割據，聯合方臘及各地洶湧澎湃的起義軍，奪取全國政權，才是上策。
如能順應時勢，梁山軍有可能以自己的獨特貢獻成為連接前後的一個歷史坐標點。
然而宋江缺乏統籌全局的政治才能。
才識平庸，暮氣深重，目光短淺，錯誤估介了朝廷，不設法開拓進取，而把「施政方針」落腳點放在招安上。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宋江正是這樣一個「無遠慮」的庸人。
為討好昏君，為封妻蔭子，不惜血本，征計方臘，中了高俅「以盜制盜，以賊制賊」的奸計。
傳統戲《坐樓殺惜》
「路見不平一聲吼，該出手時就出手，風風火火闖九州」的一百零八將，南征方臘后班師回京的只剩下宋江、戶俊義、吳用、花榮、柴進、呼延灼、朱仝、戴宗、李逵、阮小七等27人，曲終人散，敗葉落地，悲戰壯哉！
魯迅曾論：宋江「因為不反對天子，所以大軍一到，便受招安，替國家打別的強盜――不『替天行道』的強盜去了。終於是奴才。」
宋江真可說是為天下悲，為天下笑。
古代有段故事，敘說農夫將一凍韁蛇抱在懷中，蘇醒生反而咬死了農夫。
從血管里流出的是血，從水管里流出的是水，宋江缺乏起碼的識別真偽能力，只有天真的幼稚和幻想。
從宋江決心招安的那天起，就預示著梁山的前途是事與願違，換來的是更加強烈持久的對抗和被朝廷吞噬扼殺的命運。
在大是大非問題面前，李逵、林沖、武松、魯智深、阮小七等守正不屈，是好樣的。
戲曲造型——李逵
李逵是一團仇恨烈火，是一股掃蕩黑暗的旋風，敢哭敢笑敢憤怒，愛就愛的深，恨就恨個夠，誰是誰非蒼天在上頭。
宋江一提出上梁山，他第一個叫道：「都去，都去，但有不去的，吃我一鳥斧，砍做兩截罷！」
當柴進受到殷天錫欺凌而欲靠條例告狀時，他說「條例、條例，若還依得，天下不亂了，我只是前打后商量。」
他對統治者從沒有幻想。
還是一位偉人看得透：「我們要學景陽岡上的武松。在武松看來，景陽岡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樣，不刺激它也是那樣，總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
孫子說「道、天、地、將、法」，首要的就是「道」，「道」即政治，只有政治修明，統攬全局，才能使眾將一心，百戰不殆。
梁山英雄並非一開始就想上山，而是被迫的。
在宋江意識深處，根本不是站在地主階級的對立面來反抗，而是替宋朝皇帝來懲處一幫姦邪，悖謬到了不能設想的程度。同高俅、蔡京等人的鬥爭只能是「地主階級內部這一派反對那一派的鬥爭」，是「忠」與「奸」的較量。接受招安標誌著梁山義軍叛賣了起義農民。
必須指出的是，當時沒有新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宋江等人或者其它起義隊伍，不可能構成新的階級力量，更談不上產生先進的政黨。保持國家和人心統一，掃除腐朽皇朝，驅逐外族統治，推動社會前進的根本力量，總是農民階級的階級鬥爭。
然而農民革命絕大多數自生自滅，最後要被統治者剿殺。說來說去還是義軍領袖不好，投降。他們所追求的「八方共域，異性一家」的社會理想，自然是不可能實現的烏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