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向左，伊朗向右｜伊朗行紀

郭建龍，獨立作家、前財經記者、IT工程師

如果從伊朗西部坐汽車前往德黑蘭，下車后出了車站，首先看到的是一座雄偉的紀念碑，這座紀念碑有著嚴格的數學曲線結構，白色的線條彷彿直插入天際，雖然人們一看就是伊斯蘭風格，但與普通伊斯蘭風格完全不同，它是經過改造的、現代化的伊斯蘭風格，必須用複雜的計算工具才能算出。

這座紀念碑現在叫做自由塔（Azadi Tower），它曾經的另一個名字叫做國王塔（Shahyad Tower），是由伊朗的末代國王默罕穆德·巴列維（Mohammad Reza Shah Pahlavi）在公元1971年建造。這座塔是紀念波斯誕生2500周年的系列建築之一，也反映了伊朗在革命之前的最高技術成就。在自由塔的表面，用正好2500塊大理石將整座塔裝點成白色的一體，又如同一個巨大的火炬直衝天際。

▲ 自由塔。曾經的名字是國王塔，在伊斯蘭革命勝利后改為現名。

人們會根據這座塔講出許多的象徵意義，比如，伊斯蘭風格象徵著伊朗的宗教，但是火炬一樣的形態則又暗合於古代的另一個宗教：拜火教。伊朗革命前的一個特徵是，人們不再把自己純粹當做穆斯林信徒，而是具有雙重特徵，首先是波斯帝國的繼承人，其次，才是穆斯林。另外，之所以選用白色，則代表了國王所推動的一場社會革命：白色革命（White Revolution）。

除了這座塔之外，在古代波斯的首都波斯波利斯有著國王的另一個代表作，同樣是為了紀念波斯2500周年，在遺址群的前方有一大片建築群，這裡就是當年國王主持儀式時駐蹕之地。

▲ 波斯波利斯遺址。當年國王建的慶典建築就在右前方的樹叢之中。

▲ 波斯波利斯近景。這座保存完好的古城已經成了伊朗的象徵。

至今，伊朗老人們仍然能夠向我回憶公元1971年時紀念儀式的奢華。國王試圖把這個慶典辦成一個全球性的盛典，讓整個世界都知道伊朗曾經是宇宙的中心。

為此，國王請了一大堆國際上還殘存的皇帝和國王，從衣索比亞的獨裁皇帝海爾·塞拉西（Haile Selassie），到阿拉伯國家的各種埃米爾，從北歐的國王，到英格蘭的親王，從泰國王室，到日本王子，還有各式各樣已經被推翻的親王和公主們。其他的國家元首也很多，從西方主要國家，到各色的發展中國家、沒發展國家，都收到了邀請。他們只要沒有特殊情況，都參加了這次巨大的慶典。

一位老人回憶時專門提到：你們中國的頭頭也來了。

我感到很吃驚，沒記得中國歷史上記載這樣的高層出訪，連忙問是誰，他想了半天想不起來。事後經過查證，我才知道，中國派出的是善於諂媚的文人郭沫若，當時的職務應該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在伊朗之前，最善於做慶典的是蘇聯人，一到二戰勝利日，蘇聯就搞壯觀的大遊行，邀請世界上各路酋長們站在紅場上觀光。小小的伊朗卻把這種慶典搞得有聲有色，超過了蘇聯人。

據說，這次慶典準備了好幾年。主會場設在了波斯波利斯，現在的遊客如果去往這座古城，必須從設拉子坐車去往小鎮馬武達什特（Marvdasht），從馬武達什特再乘計程車前往。當時由於道路不方便，國王為了歡迎如此眾多的君王們，只好專門修一條鐵路連接設拉子和波斯波利斯，在設拉子，又修了一座機場。在波斯波利斯建了一系列的建築，而最重要的竟然是一群帳篷，按照規劃，來的客人們都必須住在帳篷里緬懷波斯帝國和它的君主大流士。

為了體現主人的友好，帳篷里都配備了電話，可以直撥回每個客人的祖國，而整個慶典更是利用了當時的高科技：衛星直播。據說，為了讓人們體會到波斯的好客，所有的吃的喝的也是從歐洲空運過來。至於整個儀式，可以說是一個皇家擺譜、大吃大喝、空前舞會的大拼盤。

全伊朗的人們都通過電視觀看了這次慶典，那一段時間，人們討論的主題如果偏離了這事兒，就會被人看成是怪物。伊朗彷彿在一夜之間成了世界的焦點。由於古代伊朗曾經入侵過民主的古希臘，西方一談起波斯帝國都認為它是反西方的。

伊朗背鍋已經兩千多年，一直以邪惡的反派角色入戲，只有這一次，繼承了波斯正統性的巴列維國王卻與西方和解了。更重要的，這次的伊朗還加入了西方俱樂部，它正在進行的所謂白色革命，就是全盤西化的一次社會改革運動。伊朗不再是反叛者，也不甘心成為落後的伊斯蘭教國家，而是夢想做一個現代化的、西方化的嶄新國家。

即便革命之後的人們已經把這次慶典當做國王的一大罪狀，當人民在受窮時，國王卻在大吃大喝，還邀請全世界一同鋪張浪費。但老人們朝我回憶起這段歷史，仍然不免流露出艷羨的神色。

是啊，那時候的德黑蘭突然間充斥著各國的達官貴人和漂亮年輕人，那時候電視直播上，女人們香肩裸露、珠光寶氣，那時候的大街上也充滿了穿短裙的漂亮女孩子，她們顯得那麼自信，彷彿不是生活在伊朗，而是生活在歐洲和美國。那時候人們一切的標準都是以美國為標準的，美國人的生活習慣就是伊朗上層的榜樣。他們愛看好萊塢，為電影中男男女女的愛情糾葛而落淚，他們不再理解穆斯林女人的痛苦，也不理解為什麼農村的父母仍然不讓女兒出門。

可惜，這次巨大的慶典僅僅八年過後，巴列維國王就踏上了逃亡之路，再也沒有機會回到祖國。他的巨大財富被革命者們沒收，成了德黑蘭各大博物館的鎮館之寶。這八年到底發生了什麼，讓伊朗社會出現了這麼大的變化，讓伊朗人從徹底的歐美化氣氛中突然間左轉，變成了世界穆斯林的巨大堡壘？

當年的人們多麼熱切地盼望著自由，總是叫嚷國王給予的自由太少了，他們需要更多的自由。但轉瞬之間，卻服從於另一種勢力，將他們的自由剝奪得一乾二淨。這到底又是為了什麼？

在伊朗訪問的過程中，我總是想弄清一個問題：伊朗的伊斯蘭革命如何從一個已經較為開化的社會發生，又如何演變成徹底的宗教保守勢力？

不過我不敢這樣提問，總是小心翼翼地接近目標，我詢問伊朗人的問題是：你們怎麼評價伊斯蘭革命？你們怎麼評價末代國王巴列維？你們對革命后的生活滿意嗎？

和中國一樣，年輕人只是在課本上學習這段歷史，在他們的回答中充滿了漠然，但在老人們支支吾吾的回答中，我卻體會到了他們心中的苦楚……

▌世界之牆與世界的十字路口

在亞洲近代史上，有兩個國家顯得非常獨特。

我們可以這樣看待南亞和西亞的近代歷史：自從西方來到了亞洲，就展開了劃分勢力範圍的爭奪戰，其中最積極的兩個國家，分別是從南方海洋進入的大英帝國，以及從北方陸地壓境的俄羅斯帝國。

英國佔領了緬甸、印度和巴基斯坦，想乘機繼續北上，而俄國佔據了龐大的中亞地區，也想借道南下。但這時，他們碰到了同一個障礙，這個障礙是一列巨大的山脈：興都庫什山。這座山將英國和俄國的勢力範圍隔開了。興都庫什山兩側，加上幾個山間盆地，就構成了阿富汗的主體，所以，阿富汗可以說是一堵世界之牆，將兩個野心帝國隔開。

而在阿富汗的西面，則是另一個國家波斯（現在的伊朗）。它的鄰居是一堵牆，而波斯則是一個十字路口。這裡是絲綢之路西段的最關鍵區域，從不管是從中亞還是南亞，想要通過陸路與歐洲交往，必須首先經過波斯。

波斯與阿富汗之間，則是著名的呼羅珊地區，這裡擁有絲綢之路上著名的幾個大城市：木鹿、赫拉特和馬什哈德。如今呼羅珊地區被阿富汗、伊朗和土庫曼瓜分，三座城市也分別歸屬了三國。

在英國和俄國的大博弈時代，伊朗和阿富汗由於擋住了它們擴張的去路而吃盡了苦頭：阿富汗與巴基斯坦邊境的普什圖人區域被英國人割走了一大片，由於失去了南向的沙漠地帶，阿富汗還變成了內陸國家，伊朗則在與俄羅斯的戰爭中丟掉了黑海和裏海之間的大片土地。但也因為它們處於兩大勢力的中間地帶，兩個國家幸運地保持了獨立，沒有被併入英國的殖民地，或者俄國的加盟國。

處於帝國的夾縫之中也讓兩個國家充滿了危機感。從公元19世紀開始，兩國的統治者就分別進行了西化改革。他們的目標幾乎是一致的，就是要通過西方技術，讓國家現代化，足以在激烈的世界競爭中存活。

到了20世紀初，隨著土耳其激進改革的展開，伊朗和阿富汗也競相效仿，成了徹底西化的急先鋒。他們甚至互相攀比，生怕落了后。

我曾經遇到過一位瑞士老人，他曾經在上世紀七十年代走過那條著名的嬉皮士之路，這條路從土耳其經過伊朗，進入阿富汗，最後經過巴基斯坦到達印度。對於瑞士人來說，最精華的部分是波斯和阿富汗，特別是阿富汗。這兩個國家都生產上好的大麻，嬉皮士們在吞雲吐霧中，享受著慵懶的氛圍。就算是現在人們談之色變的阿富汗首都喀布爾，在瑞士人看來也充滿了溫馨。

▲ 阿富汗首都喀布爾全景。曾經阿富汗和伊朗是兩個全力西化和世俗化的國家。

喀布爾的時髦女人們和歐洲沒有什麼區別，她們穿著絢麗的裙子，戴著歐式的項鏈，出現在街頭的酒吧里，和歐洲人調笑著。

喀布爾最繁華的街道叫雞街，兩側商店林立，老闆們快樂地掙著錢，和遊客們用德語談著葷笑話，並告訴他們哪個旅館是背包客常去的地方，哪個酒吧里的漂亮妞兒多。

但誰也沒想到，這已經是這兩個急速西化的國家的尾聲。也是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伊朗和阿富汗卻發生了極具戲劇性的變化：阿富汗在改革中突然向左轉，變成了一個共產主義國家，而伊朗卻向右轉，變成了極端宗教國家。到底是什麼原因讓這兩個國家都放棄了更加自由的社會，轉而變成與世界對抗的堡壘呢？

如果追究這段歷史，阿富汗理應獲得更多的同情，它的轉向更多是被動的，最早的發端，與它不幸有兩個惡鄰有關。

阿富汗的第一個惡鄰叫做巴基斯坦。在英國人時代，巴基斯坦屬於英屬印度的一部分，在阿富汗與巴基斯坦交界地帶一直延伸到海邊，是大塊的沙漠地帶，英國人將所有的沙漠荒地都拿走了，使得阿富汗成了一個內陸國家。當巴基斯坦獨立后，阿富汗不得不依靠巴基斯坦才能與外界溝通。又由於阿富汗與巴基斯坦有著邊界糾紛，巴基斯坦不時將道路封鎖，使得阿富汗變得與世隔絕。

當南路不通時，北路的蘇聯卻伸出了「友誼之手」，向阿富汗開闢了轉運渠道。但是蘇聯的友誼卻是有代價的：在冷戰中，阿富汗被劃歸了東方陣營，也從此開始了噩夢之旅。

▲ 喀布爾郊區的城堡。本文作者在這裡曾經遇劫。

阿富汗開始是被迫親蘇，當年輕的一代在親蘇的環境中長大，他們不像老政治家一樣擁有辨別能力，就變成了對蘇聯的崇拜。阿富汗向著左傾的泥沼中越滑越深，直到阿明發動了紅色革命，變成了共產主義國家。

阿明的恐怖統治讓蘇聯人都感到臉上無光，不願承認他是共產主義接班人。蘇聯發動了軍事行動，推翻阿明，試圖扶持一個更加理性、但是也秉持社會主義理念的執政者。不想這卻打開了潘多拉魔盒，各式各樣的聖戰者在美國和沙特的扶持下，如同野草一樣瘋狂出現，將阿富汗變成了幾十年的戰場。

更麻煩的是，沙特故意培植的極端思想孕育了塔利班，以惡鄰巴基斯坦為基地，將阿富汗百年來的世俗化成果完全抹去，將女人重新罩回了布袋，將孩子從學校趕進了經學院。我在阿富汗時，年長的人會向我訴說，阿富汗的塔利班和聖戰者時代，經濟和社會自由度都遠不如蘇聯統治時期，推翻了國王，來了蘇聯，走了蘇聯，來了聖戰者和塔利班，阿富汗每一次改變，都是朝著更深的泥沼滑去。

在外界看來，與阿富汗相比，伊朗卻是更加主動地向右轉的，大學生們歡呼著讓霍梅尼上台，並趕走了國王。在伊朗的官方宣傳中，國王就是吸血鬼的代名詞。

那麼，外界對伊朗的看法，和伊朗官方的宣傳，都是真實的嗎？

▌「魔鬼」國王向右轉

出乎意料的是，在我探訪伊朗的過程中，卻發現伊朗人對末代國王巴列維的評價已經在逐漸改變。

關於這個國王的成就，他如何把伊朗帶入了發展軌道，人們也已經逐漸開始懷念。即便官方不承認他，民間卻早已拋棄了黑白二元觀了。

公元1941年，當年僅22歲的王子默罕穆德·禮薩·巴列維取代了父親，成為伊朗新國王時，伊朗正處於風雨飄搖之中。老國王禮薩汗一心想現代化，追逐西方的發展之路，可是蘇聯和英國對伊朗都虎視眈眈，遠談不上友好，老國王只好藉助平衡戰略，與德國交好牽制蘇聯和英國。

但他沒有想到，最後這一招反而毀掉了他的前程。伊朗並沒有參與二戰中德國人的罪惡，它只是想利用德國人平衡一下國際關係，但英國和蘇聯卻認定，為了避免伊朗投入德國的懷抱，必須把老國王廢除。他們聯合入侵了伊朗，把伊朗劃分為南北兩塊各自佔領，逼迫老國王退位，讓位給自己的兒子默罕穆德·禮薩。

登上寶座時，這個青年國王既無權，也沒有經驗，如何對付本國駐紮的兩國侵略軍呢？這時候，國王卻意外地找到了一個新的幫手：美國。

二戰中的美國正處於最具有理想主義情懷的時期，小羅斯福總統不僅要戰勝德國，還要針對盟友的殖民主義開戰。他希望重新劃分世界秩序，將原本的殖民地體系打碎，讓一切的侵略者都退出被佔領地。而伊朗就是美國式理想主義的受益者。

由於美國的倡導，年輕的國王抓住機會，斡旋在英蘇兩大侵略者之間，與雙方簽訂協議，規定戰爭結束後半年內，兩國軍隊都撤出伊朗。

當戰爭結束后，英國人撤出了，但是蘇聯人卻並不打算撤出。不僅不想撤，蘇聯人還故技重施，想如同在中亞和東歐一樣培養傀儡，奪取伊朗的政權。

▲ 從自由塔廣場看德黑蘭北部的山脈。德黑蘭位於厄爾布爾士山脈南麓，從市內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北面的山脈。

伊朗歷史上不乏英雄人物，此時出現的是一位叫做卡旺的政治家。他以政治生命為代價，將蘇聯人騙出了國境，保持了伊朗的領土完整。

年輕國王的第一道坎就在卡旺的幫助下順利度過了。不過這一道坎如果沒有美國的施壓，是無法讓蘇聯人撤出的。也是從這時開始，伊朗國王相信美國是一個可依賴的幫手。這個國家與其他老牌帝國是不同的，還有理想主義色彩在內。當阿富汗在巴基斯坦的逼迫下左轉向蘇聯靠攏時，伊朗卻得出了相反的結論，右轉向美國靠攏。

不過，伊朗的困境還沒有結束，處理了與蘇聯的問題，還有英國人的問題在等待著。與英國人最核心的爭執是石油。

伊朗的石油大部分由英國人控制。由於與英國簽訂石油合同太早，人們還不知道石油有多大價值，能夠帶來多大的變化，導致伊朗政府從石油收入中獲得的利益一直太小。

公元1947年，伊朗政府可以從自己國家的石油開採和銷售中獲得1988萬美元（主要是產地使用費和稅金），而英國政府卻可以獲得5600萬美元（紅利和稅金）。這還不是全部，由於英國控制銷售，伊朗人購買石油反而要花高價，而英國海軍部卻獲得了大量的廉價石油。如果將這些價格進行折算，英國人獲得的利益還要更多。更何況，公司管理權控制在英國人手中，石油公司的實際利潤已經被遠遠壓低了。

伊朗和英國人的糾紛拖了很多年，又是在美國人的幫助下重訂了合同，伊朗政府可以獲得大約一半的收益。

這個協議的達成，讓伊朗進一步相信美國是可以依靠的夥伴，心甘情願加入了美國陣營。中亞的地緣格局也正式形成：伊朗和阿富汗兩個原本快速現代化的國家，一個進入了東方陣營，另一個進入了西方陣營，成了冷戰的排頭兵。誰也想不到，十幾年後他們的陣營選擇還會驟然轉向，再次影響世界的格局。

*本文為郭建龍「伊朗行紀」第1篇，南都觀察將陸續推送後續文章。